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已成为世界十几亿人的信仰，人们一般把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我国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10个少数民族中相当一部分群众信仰伊斯兰教。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这10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穆斯林人口流动迁移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发展，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对穆斯林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穆斯林人口空间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依托普查数据或历史资料，从全国层面对穆斯林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探讨。如张天路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指出，中国穆斯林人口区域分布差异显著，随着穆斯林人口迁移扩散规模的日益增大，穆斯林人口传统分布格局正逐渐发生变化^［1］；孟航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对穆斯林的分布格局进行了分析^［2］；刘晓春、马正亮通过分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发现西北为我国穆斯林人口的主要分布区域，除回族人口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外，其余9个民族人口分布高度集中，97%以上都分布在西北，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穆斯林人口分布的离散度整体趋于上升，流动性日益增强^［3-4］。其二，从地区或城市尺度，对穆斯林人口的空间分布、居住格局及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如马宗保等通过对银川市穆斯林人口居住格局及其变迁进行研究发现，穆斯林与汉民族混居格局推动了社会交往，同时也淡化了民族自我意识^［5］；杨建新等通过对多个回族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回族穆斯林独具特色的Jamaat（社区）是中国回族赖以形成的基础之一，也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相结合后产生的居处形式^［6］；周传斌等通过对北京市穆斯林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社区结构变迁的分析，指出回族人口传统分布格局已发生变化，“小聚居”的格局开始解体，“大杂居”的格局被强化^［7］；高翔等研究发现兰州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来源地构成较为集中、单一，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居住地选择上具有“围寺而居，围寺而作”的特点，并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地缘结构^［8］；张志斌等进一步揭示了兰州市穆斯林社会结构由“高度隔离”向“相对融合”演变的过程，认为历史与政治、工业化与城市化、族群认同感与凝聚力和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等因素影响着兰州市穆斯林人口时空变动^［9］。

纵观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对穆斯林人口的分布及变动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有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少数时点或某一区域，对穆斯林人口总体分布格局其连续性变化的研究较少，而对于全国县域层次的纵向研究就更显得薄弱。据此，通过梳理1953—2010年期间六次人口普查的穆斯林人口数据，构建中国穆斯林人口县级单元的空间数据库，依托ArcGIS、Geoda等空间统计分析软件，分析穆斯林人口的分布状况，以期把握中国穆斯林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等方面的规律，深化对中国民族人口空间格局的认知。

采用常住人口作为统计口径，文中的穆斯林人口指的是中国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10个少数民族（指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的人口，数据来源于《1953—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由于中国县域行政区划在1953—2010年经过了多次调整，为了纵向比较研究，文章以201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研究单元，将前5次人口普查数据统一到2010年的县级行政区划之中，并据此对其他年份的县级行政区划进行相应的调整。2010年县级行政区划图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鉴于数据资料的可获取性，文章中统计数据未包含台湾地区和港澳地区。

1）基尼系数。美国统计学家洛伦兹（M.Lorenz）使用累计频率曲线来研究人口比重和收入占比的对应关系，并将其描绘在图形上，即得到洛伦兹曲线。通过计算基尼系数来观察中国穆斯林人口在县域层面分布的均衡程度，计算公式如下^［10］：

式中：G为基尼系数；Pi和Wi分别为县域个数百分比和穆斯林人口百分比；Qi=∑k=1iwk为从1到i的累计穆斯林人口比重^［11］。

2）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自相关是衡量空间要素之间的关联程度或相互依赖性的测量^［12］，可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因该方法比较常用，计算过程略。

3）人口重心指数。

式中：X、Y表示研究区域人口重心坐标；xi、yj表示空间单元的地理重心，Pi为次级区域的人口密度^［13］。

4）人口偏移增长量。用偏移增长量表示一个区域人口增长的情况，具体公式如下^［14］：

式中：SHIFTij、ABSGRij和SHAREij分别为某地区在t0,t1时段中的偏移增长量、绝对增长量和分享增长量，INTERSHIFTi表示区域之间的偏移增长量，i表示七大区域，j表示七大区域中的各省份，n为研究中地区的数目，m为研究区中子区域的数目。

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人口为117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54%。其中，回族人口为1167.15万，维吾尔族人口为1148.39万，哈萨克族人口为177.98万，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回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口分别增加了10.25%、14.25%和21.69%，远高于同期汉族人口2.46%、全体少数民族人口3.13%的增速。1953年以来，我国穆斯林人口增长迅速，但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具体来看，从第一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穆斯林人口由794.77万人增至2314.21万人，增长了191.18%，高出同期全国总人口增速（129.96%）60多个百分点（表1）。

与此同时，穆斯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在逐渐上升。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穆斯林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8%；1982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46%，此后持续上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升至1.74%。从各个相关民族的具体状况来看，绝大多数民族人口增速均高于全国人口增速，且各民族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撒拉族和保安族增长最为显著，增长300%以上；东乡族和塔吉克族增长也较为迅速，分别增长了298.91%、252.41%；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分别增长了199.85%、187.12%、178.89%和163.33%；而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受历史因素等影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负增长。

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国穆斯林人口密度空间分异显著。穆斯林人口高密度区主要分布在宁夏平原、甘肃青海两省交汇的湟水谷地、新疆天山南北两麓，这些区域多为穆斯林的传统集聚区。穆斯林人口高密度核心区主要有伊宁市、和田市、临夏市，穆斯林人口密度分别达到2247人/km²、1219人/km²和1204人/km²。此外，在北京、河南、河北、山东、辽宁、云南、湖南和贵州及东南沿海等一些区域也有集聚分布。除上述区域外，全国大部分区域也都有穆斯林人口分布，但穆斯林人口密度均不到1人/km²。总体来看，中国穆斯林人口分布广泛，但又相对集中。在空间上，呈现出以西北传统集聚区为高值片区，以华北平原、云贵高原、辽河平原及东南沿海等一些区域为高值点，全国大部分地区零散分布的态势。

基于一阶邻接关系的权重矩阵，利用GeoDa软件对中国1953—2010年六次人口普查县域行政单元的穆斯林人口密度的全局Moran's I值进行计算（表2）。发现，人口普查6期数据的全局Moran's I值均为正，且检验结果显著，说明穆斯林人口空间分布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从变化趋势来看，Moran's I值呈波动下降趋势，说明穆斯林人口空间集聚随着时间推移在减弱。具体来看，1953—1964年期间全局Moran's I值增大，穆斯林人口空间集聚趋势趋于增强，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是，1949年后，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较为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促进了穆斯林人口在传统分布区的增长；1964—2000年期间全局Moran's I值持续减少，穆斯林人口集聚趋势减弱。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受经济社会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很多穆斯林人口从传统集聚区走向全国，1990年后这一趋势尤为显著；2000—2010年期间全局Moran's I值出现小幅度增大，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在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了穆斯林人口向传统集聚区中的城镇集聚。

通过 Moran 散点图（图1）进一步分析中国穆斯林人口密度的局部空间特征。1953年穆斯林人口密度落入第一象限的有68个点，占2.97%；落入第三象限的有561个，占24.51%，合计空间正相关地区占27.48%，这表明中国穆斯林人口密度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穆斯林人口密度相近的区县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态势。1982和2000年这一趋势趋于增强，其落入第一象限的散点趋于稳定，但落入第三象限散点总量趋于增加，在2000年，落入第三象限的散点有597个，合计空间正相关地区达28.34%。2010年穆斯林人口密度Moran散点图在整体上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第三象限散点总量趋于减小，空间正相关地区降至28.34%，表明这一时期穆斯林人口在一些区域集聚程度趋于降低。

为了进一步反映各区县穆斯林人口密度的局部空间特征，利用GeoDa软件计算中国各区县不同时期穆斯林人口密度的LISA值，在Z检验的基础上（P<0.05）绘制相应年份的LISA集聚图（图2）。“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新疆天山南北两麓、甘肃青海两省交汇的湟水谷地、甘肃青海两省交汇的湟水谷地、宁夏平原、华北平原的零星区域，有约68个区域；在1953—2010年“高-高”类型区域数目基本保持稳定，这些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穆斯林人口的传统分布区，并且保持相当的稳定性。“低-低”类型区分布范围较广，共计约有580个区域属于该类型，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西藏、青海，黄土高原的陕西、山西，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及江西、湖南、贵州等地，该类型区穆斯林人口低密度区连片分布，穆斯林人口空间关联性很弱，为汉族及其他非穆斯林的传统分布区。“低-高”类型区域主要分布在穆斯林人口核心集聚区周围，有24~42个地区。该类型穆斯林人口密度较高，与周边区域有着紧密的联系；相对于穆斯林人口核心集聚区，其集聚态势较弱。“高-低”类型区分布范围极少，约有5个地区。该类型区域的空间特征表现为：自身穆斯林人口密度高，而其周边区域穆斯林人口密度处于较低或极低的状态。该区域一般处于穆斯林人口核心区的边缘地带。

从按县域计算的基尼系数来看，1953—2010年间穆斯林人口分布基尼系数均在0.81以上（图2，图3），表明穆斯林人口在全国县域分布上一直处于高度不均衡状态，这与穆斯林人口高度集中分布在传统分布区的状态比较吻合。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穆斯林人口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穆斯林流动人口趋于活跃，向东南沿海地区迁移扩散，使得穆斯林人口分布不平衡的趋势得到减缓。穆斯林人口的集聚程度仍很高，但向东部地区迁移扩散的态势也愈发显现。穆斯林人口分布县市由少到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穆斯林人口向全国迁移流动的趋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有近70%的县市有穆斯林人口分布，1964年这一比重为86%，1982年上升至92%，1990年进一步上升至97%，2010年近乎所有的县均有穆斯林人口的分布。

从各区域穆斯林人口的偏移增长情况来看，自1953年以来，中国穆斯林人口的偏移增长量历经了先增后减又迅速增长的过程，反映出各地穆斯林人口差异化发展趋势。从各区域来看，1953—1964年东北地区¹穆斯林人口偏移增长量为8.58万，自1964年以后穆斯林人口偏移增长量由正值转负值，2000—2010年达-12.03万，表明东北地区由原来的穆斯林人口集聚区向扩散区转变；华北地区穆斯林人口偏移增长变化趋势与东北地区基本相似，其特殊之处在于，其偏移增长量在1953—1964年期间为最大，1964—1982年期间最小，表现出华北地区穆斯林人口从集聚向扩散转变的迅猛过程；华东地区和西南地区穆斯林人口偏移增长量都经历了先降后升再降的过程，说明这两个区域从穆斯林人口扩散区转变为集聚区，再转变为扩散区；华中地区穆斯林人口偏移增长量由正转负，2000—2010年间达到-16.47万，为同期最低值，表明该区域从穆斯林人口集聚区向扩散区转变，且趋势愈发显著；华南地区穆斯林人口偏移增长量历经了先降后升的过程，且其升降幅度一直较为平缓；西北地区作为穆斯林人口的传统分布区，其偏移增长量由负转正，2000—2010年间达到48.1万，仅占该区域穆斯林人口总量的0.03%，表明自1964年以来该区域从穆斯林人口扩散区转变为穆斯林人口集聚区，且集聚趋势日趋显著。

各省市穆斯林人口的偏移增长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从穆斯林人口偏移增长量较大的7个省市来看，上海市、广东省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其穆斯林人口偏移增长量经历了由正转负再转正的过程，1990年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穆斯林人口的集聚趋势趋于明显。海南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穆斯林人口偏移增长量始终为正值，海南省穆斯林人口保持着缓慢增长，这主要受其社会发展水平及地理位置的影响；宁夏作为回族的传统集聚区，穆斯林人口规模大，偏移增长迅速，1964—1982年偏移增长量达到19.09万；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偏移增长量经历了由负转正，1982年以后，该区域从穆斯林人口扩散区转变为穆斯林人口集聚区，集聚趋势显著增强，2000—2010年偏移增长量达到51.76万。

从中国穆斯林人口重心路径图（图4）可以看出：（1）近60年来，中国穆斯林人口重心一直位于西北，处于青海省和甘肃省边界地带，这表明中国穆斯林人口分布与全国人口总体分布态势完全不同，西北穆斯林人口密度高于东南。这主要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与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我国穆斯林人口的传统分布区域有关。（2）从重心移动路径来看，中国穆斯林人口重心移动以199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1990年中国穆斯林人口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了约123.63km，这与穆斯林人口的偏移增长方向较为一致，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为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解除了束缚；同时东部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轨，推动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向这一区域的流动迁移。第二阶段，1990—2010年中国穆斯林人口重心往西南方向迁移了约92.43千米，西北地区成为穆斯林人口正向偏移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带动了西部区域的发展，吸引穆斯林人口向西北方向迁移；其次是受穆斯林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人口重心以西穆斯林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较高，从而使人口重心向西移动；另一方面，华南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也持续增加，因此总的重心移动方向为西南方向。

结合政策文献和数据资料等，从人口政策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出发，对影响穆斯林人口空间格局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生育政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给穆斯林人口的相关民族空间格局及演变带来影响。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群体较为宽松，各相关民族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1984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精神的汇报》文件指出：“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要规定适当的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受差异化生育政策等因素的影响，2000年除塔塔尔族外，其余9个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了2010年有8个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图5）。此外，各民族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也会给少数民族的生育观念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受上述各要素的共同作用，2000—2010年期间，多数穆斯林人口所在民族呈现出大幅增长，这一增长使得很多地区民族构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民族人口的迁移流动，推动着各地穆斯林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人口从传统的集聚区流向东部沿海，走向全国。2000—2010年期间，穆斯林人口省际和省内迁移率都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从2000年的12.29%、27.66%分别上升至16.53%、40.29%。具体来看，各相关民族的迁移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2010年塔吉克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和回族的省际迁移率均高于10个少数民族的平均水平，而塔吉克族和保安族更是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穆斯林人口的省际、省内迁移在逐渐改变着传统的分布格局。除人口迁移率之外，穆斯林人口分布县市由少到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穆斯林人口向全国迁移的趋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有近70%的县市有穆斯林人口分布，1964年这一比重为86%，1982年上升至92%，1990年升至97%，2010年近乎所有的县均有穆斯林人口的分布。而回族的迁移流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空间分布格局，1953年“胡焕庸线”东南、西北半壁回族人口比重分别为48.44%、51.56%；1990年回族人口“胡焕庸线”两侧西多东少的格局被颠覆，“胡焕庸线”东南、西北半壁比重演变为52.47%、47.53%，2010年回族人口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占比进一步升至57.02%，而西北半壁降为42.98%^［15］。

此外，民族人口的国际迁移对民族空间格局的发展也带来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人口规模较小、低生育率的少数民族群体，跨境迁移不仅导致其在国内的人口规模的减少，而且威胁着少数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受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因素影响，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和俄罗斯族在1953—1964年期间均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向境外迁移，从而导致其总人口负增长，造成1964年期间新疆这三个少数民族占比均出现下降。

第一，中国穆斯林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片-点-区”结构特征，即在新疆、宁夏、甘肃青海两省交汇的湟水谷地等穆斯林人口传统分布区形成高值片区，而在北京、河南、河北、山东、辽宁、云南、湖南和贵州及东南沿海等一些区域形成零星分布的高值点区，在全国其他区域形成穆斯林人口密度低值区。

第二，中国穆斯林人口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关联特征。穆斯林人口密度高值区与高值区邻近分布，穆斯林人口密度低值区与低值区相邻分布。新疆、宁夏平原、青海东部、甘肃西南、云贵两省交汇处及北京市为高值区显著分布区域，青藏高原的西藏、青海，黄土高原的山西，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及江西、湖南、贵州等地，这些区域主要为汉族及其他非穆斯林相关民族的传统分布区，该类型区穆斯林人口低密度区连片分布。处于穆斯林人口高值集聚区周边的县域因受穆斯林人口外围扩散的影响，与高值区形成低高集聚。

第三，穆斯林人口向全国迁移扩散的态势显现，其高度不均衡的分布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在1953—2010年期间穆斯林人口分布的基尼系数均在0.81以上，显示出穆斯林人口在全国县域分布上一直处于高度不均衡的状态。从发展变化来看，中国各大区之间的穆斯林人口偏移增长量历经了先增后减、又迅速增长的过程，各地穆斯林人口表现出差异化发展趋势。从各区域来看，西北地区和华南地区是穆斯林人口的主要集聚区；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为穆斯林人口扩散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南地区则逐渐转变为穆斯林人口的扩散区。总体形成了以西北地区和华南地区穆斯林人口快速增长，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穆斯林人口迅速扩散，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南地区穆斯林人口缓慢扩散的空间差异格局。

第四，中国穆斯林人口空间分布及演变受生育水平和人口迁移流动状况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穆斯林相关各民族的生育水平促使各穆斯林人口的差异化增长，这一增长变化使得很多地区民族构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而人口的迁移流动，使得穆斯林人口在一些县市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传统集聚区向东部沿海乃至全国其他区域扩散，对于相关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带来重要的影响，使得传统分布格局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民族人口分布是民族互嵌的空间呈现形式，可以反映出民族交融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人口跨区域流动进入活跃期，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从传统集聚区走向全国，民族人口封闭、隔绝的传统分布格局被打破，穆斯林相关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小集聚”的格局也正发生改变。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的增多，也将使得民族“大杂居”的格局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强化，这一变化趋势将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有利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