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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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能源设备贸易网络中的国家结构性权力与安全风险

吴爱萍, 张晓平, 练文华, 宋佳雯, 潘仲璟

2026, 35(5): 1-18.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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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碳中和进程的加快，新能源设备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和国家权力博弈的一个主战场。本研究聚焦全球新能源设备贸易网络中的国家结构性权力及安全风险，采用复杂网络分析和结构性权力理论，综合衡量国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权力分布，并构建贸易安全指数评估国家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利用级联失效模型模拟风险传播路径。研究发现：①国家结构性权力在全球新能源设备贸易中呈现多维异质性，德国、美国、中国、法国等国家具备较高的直达权力、借势权力以及声望，英国、美国、荷兰、南非等国拥有较高的通道权力，但国家通道权力与其他权力呈现不匹配关系；②国家结构性权力与进出口安全存在不完全一致性，进口安全与权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但结构性权力的增强未必直接强化出口安全；③全球贸易网络在随机扰动下表现稳健，但在关键国家遭遇冲击时，风险传播呈现梯度上升趋势，其中中国、美国、德国等少数国家引起的级联失效呈现“高度集中+长尾效应”的双重格局；④仿真模拟结果显示，美国引发的风险表现为“深层级放大型”，而中国引发的风险则呈现为“广覆盖快速传播型”，表明不同权力主导下贸易风险传播具有差异性。光伏与风电设备贸易网络风险传播范围广、层次多，核电设备贸易网络的风险传播有限，行业间传播机制存在显著异质性。本研究旨在为全球能源治理和贸易安全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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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韧性：概念、框架与案例分析

周泽奇, 胡志丁, 郭莎, 蒋雪中

2026, 35(5): 19-34.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4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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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对国家安全构成严峻挑战。然而，现有研究或聚焦于地缘经济胁迫发起国，或以传统经济韧性理论切入，均未能有效解释目标国如何应对蓄意的地缘经济冲击，存在明显的理论空白。为此，本文提出“地缘经济韧性”概念，并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将地缘经济韧性界定为在遭受蓄意的地缘经济胁迫后，目标国通过吸收冲击、适应性调整与战略转型，最终维护其核心地缘战略利益的综合能力，并强调国家产业体系、市场规模与治理模式等核心禀赋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通过分析中美博弈中的中国案例，研究发现，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地缘经济韧性在维护生存安全这一底线利益上表现充分，但在追求自主发展的更高目标时成果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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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视角下中国在全球大豆贸易中的角色与发展策略

王录安, 丁俊男, 张晶

2026, 35(5): 35-48.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5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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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大豆供应链波动与中国进口依赖的结构性矛盾，本研究基于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2000—2023年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加权有向网络模型，从网络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等维度，系统揭示全球大豆贸易网络的演化规律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定位。主要发现如下：①全球大豆贸易网络规模持续扩张，节点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美洲（巴西、美国）与亚洲（中国、日本）形成“生产-消费”双核心，欧洲凭借港口枢纽（荷兰、比利时）成为跨洲中转节点。②中国加权入度中心度持续居首，但进口高度集中于巴西、美国，且中介中心性排名第五位，表明其定价权弱于美国；巴西加权出度中心度跃居全球第一，美国降至第二位。③核心国家贸易网络密度达0.522，平均路径长度为1.469，呈现高度互联的网络特征；2018年中美贸易战加速中国进口来源多元化，但未根本消除供应链“路径依赖”带来的风险。本研究为破解中国大豆“规模依赖-权力缺失”的突出困境，提供“网络优化-制度创新-技术赋能”的综合路径，助力粮食安全战略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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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大家庭”叙事下气候政策分歧中的规范竞争与身份解构

贾庆军

2026, 35(5): 49-59.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5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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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大家庭”叙事是澳大利亚为塑造区域主导地位而构建的外交框架，但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在气候政策上的深刻分歧正引发规范竞争并导致集体身份的解构。基于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的“规范-身份”互构理论框架，本文系统分析了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双方在减排目标、气候融资、损失损害和安全认知等关键政策领域的立场对立，指出这种分歧不仅是利益冲突，更是围绕“共同命运”“相互支持”和“家庭责任”等核心规范的竞争。澳大利亚在气候政策中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规避历史责任的行为，与其所倡导的“共同命运”“相互支持”“家庭责任”等核心家庭规范构成了根本性悖反，从而触发了激烈的规范竞争。这促使太平洋岛国推进以“气候正义”和“生存权”为核心的反规范性议程，并通过建构“蓝色太平洋”自主认同、推动国际诉讼与区域合作等反叙事实践，成功解构了岛国自身“被保护者”身份，转型为“气候正义倡导者”，同时也将澳大利亚的身份从其自诩的“负责任兄长”异化为“规范规避者”。这一身份重构过程推动区域秩序从澳大利亚主导的“依附型团结”向太平洋岛国主导的“自主型共生”演进。本研究为理解全球气候治理中小国如何通过规范与话语权争取生存空间，以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公平、正义和包容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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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策动态互动的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合作演进研究——以埃塞俄比亚为例

高翰, 龚文晨, 王兴平

2026, 35(5): 60-71.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5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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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产业园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实施载体，呈现出政策输出、经验移植与本地制度融合相互交织的演进特征。本文基于政策动态互动的视角，构建“模型移植—本地转化—治理协同”三阶段政策演化框架，从主体、知识本体、互动过程3个维度，揭示了中国境外园区政策转移过程中政策知识的传播、重组与嵌入机制。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结合实地访谈、政策文本分析与参与式观察，选取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中资园区为案例，梳理中埃园区合作十余年来的制度互动路径与政策适应过程。中国园区政策的跨境转移并非单向移植，而是一个多主体参与、显性与隐性知识交织、制度摩擦与协同并存的动态互动过程。在初始阶段，中国企业与政府作为主导力量推动“去情境化”经验模型输出；随着园区逐步嵌入埃塞本地制度环境，地方政府、社区与中方企业通过持续协商实现政策的再语境化与治理结构的协同调整。在治理协同阶段，各方逐步形成适应本地语境的协作机制和政策模型。研究不仅丰富了发展地理视野下政策转移与本地化重组的理论理解，也为中国境外园区合作提供了制度适应与关系治理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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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敦非正式聚落识别与分布特征研究

朱婉怡, 张振克, 任航

2026, 35(5): 72-82.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5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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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非正式聚落问题依然严峻，成为制约城市化和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障碍。本研究以南非开普敦为例，使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地理空间数据集，运用特征法、最大最小距离叠加建筑特征法和随机森林叠加建筑特征法，识别并绘制开普敦的非正式聚落，分析公路、铁路、学校和医院对非正式聚落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反照率和建筑密度是非正式聚落的关键特征，特征法和随机森林叠加建筑特征法识别的面积较为接近。特征法识别的聚落分布较为块状，最大最小距离叠加建筑特征法识别的结果边界模糊，随机森林叠加建筑特征法识别结果的边缘存在位置偏差。交通设施在非正式聚落分布中具有主导作用，但聚落内几乎没有可同时通达四种设施的区域。研究为非正式聚落的空间分布提供了科学的识别方法，可为非洲城市形态演化、城市规划等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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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供应链视角下中国城市网络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龚海林, 康华莹

2026, 35(5): 83-99.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4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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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制造业为例从价值链视角构建城市供应网络，基于2013年、2016年、2019年和2022年供应链集中度数据，运用复杂网络等分析方法，探究中国制造业供应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整体网络发展趋向均衡化，网络紧密性、稳定性逐步增强，贸易通达性提高，具有一定的“小世界”特性，但该性质正在被逐步打破。②东部地区在网络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中、西部地区整体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成为连接东、中、西部的重要桥梁。③我国制造业城市供应网络初始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为顶点的“类菱形”供应格局，该格局先被削弱后又进一步凸显，并向“丁字形”格局发展；网络呈现复杂化的演化过程，出现“东部领衔-中部追赶-东中西部联动式发展”的特征。④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发展潜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水平及地理空间距离是制造业供应网络格局演化的主要因素，但地理空间距离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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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大流域新质生产力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闫明月, 闫明涛, 张野, 赵建吉

2026, 35(5): 100-113.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4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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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战略要求。基于新质生产力内涵，本文从科技创新驱动和新质生产要素两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12—2022年三大流域21个省（市）新质生产力的综合水平，之后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三大流域新质生产力整体呈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流域。此外，三大流域新质生产力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②区域差异分析表明，三大流域新质生产力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趋势，其中，长江流域内部差异最小，珠江流域内部差异最大。长江-珠江流域组间差距最大，且组间差距是三大流域新质生产力差异的主要原因。③三大流域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具有显著异质性：长江流域主要受经济水平、产业高级化和创业活跃度引领；珠江流域受产业高级化、产业集聚和经济水平驱动；黄河流域则以产业集聚、产业高级化和资本投入为主导。本研究可为提升三大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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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进、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徐姗, 邓毅

2026, 35(5): 114-130.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4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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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5—2020年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发展水平，并结合Kernel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空间Markov链、随机森林等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了我国制造业GTFP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时间维度上，中国制造业GTFP呈现出先降后升的阶段性特征，技术创新与技术效率均为关键驱动力。②空间维度上，制造业GTFP呈现出中部高、东西部低的空间格局，空间集聚效应不显著，总体差异先升后降，区域差距以西部地区最为突出。③影响因素方面，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资本密集度对GTFP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则受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更大。本研究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视角出发，对于促进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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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农转非”影响下的水-能-碳耦合协调分析——以中国农业大省为例

陈林芳, 孙寰宇, 周生辉, 焦士兴, 王双, 赵晓, 成建梅

2026, 35(5): 131-143.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4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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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能资源短缺、碳排放压力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为抑制农业水资源的不合理转移，本研究将水资源“农转非”纳入水-能-碳耦合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农业大省为例，在对水资源“农转非”程度进行测度及对水资源、能源、碳排放系统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水资源“农转非”-水-能-碳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而总结水资源“农转非”的影响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农业大省水资源“农转非”-水-能-碳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演变趋势可分为平稳变化、波动上升、波动下降、先降后升、不规律变化5种类型；②水资源“农转非”对多数省份水-能-碳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且这种消极影响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③水资源“农转非”与水-能-碳单个系统的协调性存在地域差异，对多数省份单个系统起到负向抑制作用。通过适度开展水资源“农转非”并促进资源管理的多元化，可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推动社会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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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多元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和边界效应测度

刘芯萱, 李苑君, 梁木新, 沈堪海, 刘庆芳, 吴旗韬

2026, 35(5): 144-156.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4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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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制度和边界障碍、促进要素自由流通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公路、铁路和快递物流数据，本文构建多元交通流网络，深入分析该区域的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并采用边界效应测度模型对比分析大湾区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①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交通流网络呈现广州、深圳双核心格局，通过公路、铁路和快递物流等多种交通方式与周边城市形成紧密联系，推动了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②在网络结构特征方面，铁路流网络以广州为中心，展现出强大的辐射能力；公路客运流网络表现出较高的灵活性，满足短途及跨境交通需求；快递物流流网络则呈现较为均衡的空间分布，反映了整体区域经济的高度协作。③港澳与内地的制度差异带来的边界效应在铁路、公路和快递物流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铁路流受到较强的中介效应影响，使跨境流动得以加强；公路流在跨境通行中受到制度边界屏蔽效应的制约；快递物流则因制度差异产生的贸易便利化而减弱了边界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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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龚利, 郑家怡, 马璐

2026, 35(5): 157-170.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4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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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能源消费规模的扩大，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已成为推进能源转型和节能降碳的关键领域。本研究以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为研究对象，揭示2007—2020年中国城乡生活能源消费变化特征，并结合LMDI模型和STIRPAT模型，分别探讨城镇和乡村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持续高于乡村。②城乡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呈现多元化、清洁化趋势。其中，乡村天然气、热力和电力的消费比重增长率均高于城镇，但城乡天然气消费占比均较低。③影响因素方面，人口规模、能源强度、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粗放消费与清洁消费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城镇和乡村生活能源消费产生了影响，且具有显著差异。分区域来看，中部和东部的城镇以及中部和东北部的乡村更易受到人口规模、能源强度、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未来推进节能降碳工作，可以考虑增强城镇居民节能意识，加快建设乡村电网、天然气设备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推进技术进步和优化乡村电力生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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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县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杜志威, 周梦楚, 金利霞

2026, 35(5): 171-186.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4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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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支撑。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本研究从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和分布合理4个维度构建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0—2020年广东省县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并使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诊断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人口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得分变化过程存在差异，即“素质优良”和“结构优化”维度保持稳步增长趋势，“总量充裕”维度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而“分布合理”维度则持续下滑。②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珠三角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得分和增速均远高于粤东西北地区，呈现以珠三角为中心、粤东西北为外围的空间分布格局。③影响县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多元的，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方财政支出、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供给以及空气质量变化等。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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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文化产业集聚演化及其绿色经济转型效应研究

时小龙, 程钰, 张佳宁, 张悦, 王晶晶

2026, 35(5): 187-202.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6.05.202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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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是实现区域经济转型的关键途径，发挥文化产业集聚优势逐渐成为引领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本研究依托2011—2021年黄河流域文化企业数据，分析文化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并从空间集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的角度探究其绿色经济转型效应。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文化产业稳步发展，文化企业数量从2011年的5.424万家增长到2021年的46.855万家，年均增速达到24%；②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程度最高，中游次之；在集聚形态上，中上游地区呈分散集聚态势，下游地区呈连片集聚特征，高等级核密度区域逐年增多，逐步实现由“一省单核心或双核心”向“一省多核心”的空间分布模式转变；③黄河流域文化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转型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具有明显滞后效应，专业化集聚有助于提高绿色经济转型水平，上中下游地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研究从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正向集聚效应、执行差异化政策、完善文化产业统一市场体系等方面提出建议，为进一步发挥文化产业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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