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流域是中非“一带一路”合作的前沿区域，是非洲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近年来，流域地区的整体安全局势渐趋稳定，但跨境水冲突、边界领土争端、族群冲突等事件时有发生，威胁局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基于新闻事件数据库GDELT，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1994年1月至2023年6月尼罗河流域国家之间、流域国家与域外大国之间的地缘关系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域总体合作和冲突水平具有相似的演变特征，均经历了增长、稳定、快速增长和下降4个阶段，流域整体地缘关系以合作为主。②流域国家合作关系呈现以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为核心、“南北分立”的格局；冲突关系格局呈现动态性、局部性的特征，流域主要冲突地带向以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为核心的流域北部地区转移。③流域国家与域外大国的合作和冲突水平具有明显的极化特征，美国与埃及是最显著的地缘关系，中国成为流域国家的第二大合作国。④跨境水资源利益联结、族群冲突和边界领土争端、大国战略导向、经济联通、文化融通等因素共同影响尼罗河流域的地缘关系演变。

自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提出“印太”构想后，印度从言语和行动上对此表达了积极的态度。虽然莫迪政府至今没有明确出台“印太战略”规划文件，但印度已有潜在的“印太”计划，即要融入“印太”地缘政治体系，主动参与地区事务，通过深化同美、日、澳等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加快地缘政治扩展步伐等措施，以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南海作为亚洲边缘海域，处于“印-太战略弧”范围内，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实施的重点地区，因而与印度的“印太”目标息息相关。从地缘角度看，“印太”作为一个战略弧带，已成为美国等海上力量主动介入的关键区域，这必然对南海的安全、航运、贸易以及周边国家关系等产生重要影响。目前，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对领土的纷争，以及美印日澳等域外国家的介入，导致南海安全态势趋向复杂。印度对南海地缘政治参与度的不断扩展及其产生的潜在战略组合，必然刺激包括英、法在内的更多域外国家深度介入南海。因此，中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如加强战略对话、提高防务能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实现南海安全环境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

探索边境土地利用规律和趋势对维护边境土地安全和推进边境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采用改进的K均值聚类算法进行空间地理分区，运用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中越边境广西段的用地变化趋势。通过审视现有边境安全问题，设置自然发展和国家安全两类情景来模拟预测研究区未来的土地利用变化，结果表明：①空间地理分区后的模拟精度显著提高，模拟设置的条件参数符合国家安全战略发展的研究需求。②在自然发展情景下，不合理用地结构持续加剧边境虚空态势。在国家安全情景下，建设用地保持较高增长速度，永久基本农田、中高郁闭度林地减少趋势得到遏制。③两种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差异主要体现在耕地、中高郁闭度林地、建设用地三类用地上，社会变迁、经济发展需求与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的矛盾影响着中越边境广西段的安全。④未来中越边境广西段的土地利用应以国家安全战略为指引，通过实施差异化的边境国土空间管控、沿边村庄原地城镇化等措施来引领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发展。

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究2017—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贸易的整体网络特征、区域社团特征及核心国家竞争关系。研究发现：①全球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空间结构存在“小世界”特征，节点异质性强且符合幂律分布，满足无标度结构特征。②全球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可划分为5个区域社团，其中，欧亚-东西非（社团2）、西欧-东非（社团5）为中心势较高的单核社团，区内贸易依赖性强；以德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西欧社团（社团1）及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东欧-南美社团（社团3）内部贸易关系密集，前者的“富人俱乐部”特征明显，后者的异配性特征明显；东南亚-东北欧社团（社团4）内两个核心国家的出口市场相似，竞争关系显著。③在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中，核心国家数量上升，形成以德国、美国、比利时、英国、中国和日本为六大核心国家的竞争格局。亚洲地区内部竞争强度下降，但与欧洲地区的外部竞争强度增大，欧洲地区内部竞争强度持续增强。

随着全球国际关系问题日趋复杂，中国对外关系形成了新局势，探讨中国与其他大国间的关系格局对中国大国地位发展和对外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建立多维度的大国联系指标体系，运用事件数据分析法，解析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间的关系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间的联系指数值普遍较低，呈现“金字塔”结构，在2002—2019年间呈现不同的增长幅度，大国联系不稳定，年际差异较大。②不同要素下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间的联系在各个大国间差异巨大，大国政治往来、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分别表现为正向隆起、负向塌陷、“锥形瓶”和单中心隆起的特征。③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间的联系普遍存在“短板效应”，联系格局分为5种类型：“政冷经热文化较好”型（中美、中日）和“政弱经济文化较好”型（中英），“政热经济文化较好”型（中俄），“经热政治文化一般”型（中德、中巴），“政治经济文化一般”型（中法、中印）。基于此，中国应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大国联系的构建与推广，并针对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联系格局的不同类型寻找不同的着力点，以便差异化处理大国关系。

从地缘经济视角出发，借助经济学边际效应理论和数学分析方法构建计量模型，探讨全球国家适度空间规模演化特征与趋势。结果表明：①1990年至2020年，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全球整体经济效益，并增加了空间规模扩张成本，国家适度空间规模演化趋势相对一致，最佳国家适度空间规模趋于减小；②以二十国集团为例，国家适度空间规模演化呈现骤降缓减、骤升缓增、先降后升3种趋势，并分异为两极格局和多极化发展两个演化阶段；③国家空间规模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产业分工成为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经济秩序整体长期维持稳定，国家间经济差距将逐渐减小。

基于乡村发展内涵，构建全球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20年的数据，运用AHP-熵权法、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全球175个国家（地区）的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及障碍度进行分析，并重点比较中国的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指标。研究认为，在全球层面上，各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差异主要体现在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分级与国家人均GDP、HDI和城镇化水平分级存在联系和差异。各国乡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包括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土地产出率、劳均耕地面积、千人医生数、农民人均收入等。农业生产投入水平和农业产出质量效益，是制约大多数国家乡村发展的核心因素。中国乡村发展处于全球中等水平，乡村综合发展水平滞后于人均GDP和城镇化水平，在农村发展、农民生活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基于研究发现，本文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升等方面提出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策略。

我国制造业正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和双碳目标约束的双重挑战，两者长期存在着区域时空差异，对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碳减排战略的整体部署与实施影响极大。鉴于此，本文采用比值法和 SuperSBM模型，测算2005—2019年我国各省区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及其碳排放效率，并分别运用耦合协调度和灰色BP神经网络模型来分析和预测两者的协调发展程度。结果发现：①2005—2019 年，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其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程度提升缓慢，水平偏低，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波动性较大的是广东和江苏两省，省内外贸、研发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对两省各自耦合协调度产生了影响；②预计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将延续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东、中部省区制造业升级与减排趋势均呈现良好态势，西部地区持续处于协调发展滞后区，甘肃等省区甚至会出现衰退态势。本文建议，各省区应高度关注两项政策落实的协同态势，因地制宜作出政策整改，或单项突破或两者并进，尽快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与碳减排的良性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纾解县域旅游发展的金融服务困境、巩固旅游脱贫攻坚的实践成果，并提升乡村振兴效能。文章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空间扩散传导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改进的熵值法，测算2014—2020年贵州省88个县域的旅游经济增长指数，并利用北京大学金融研究院研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模型（SPDM）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发现：①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和县域旅游经济增长指数均存在空间不均衡性，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和空间自相关特征；②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旅游经济增长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期内，间接溢出效应系数明显低于直接效应系数；通过替换变量和更换空间矩阵等方法，结论依然稳健。③2014—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总体保持上升趋势，空间溢出效应格局从以贵阳-凯里为核心的单核圈层递减结构向以贵阳-遵义-凯里为核心的多核圈层结构转换。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城市化相对滞后，流动人口在城市常住人口中占据较大比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流动人口个体的消费水平偏低，但尚未量化流动人口整体对城市消费经济的影响。在国家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着力推动恢复和扩大消费的背景下，识别各城市流动人口对于消费经济的影响维度与程度，将成为结合城市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的必要前提。研究选取全国人口和经济规模较大、中心性较强的93个主要城市，基于百度迁徙数据，应用创新性返乡人流计算方法，以春节实际返乡人流规模表征流动人口规模，探索返乡人流的空间特征，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评估春节返乡人流对消费经济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①返乡人流规模与返乡目的地城市数量存在正相关关系，珠三角、长三角居于领先位置，平均返乡距离可表征城市吸引范围的大小，整体均值为549 km。②自然地形地物与区域经济格局共同影响着返乡目的地城市的标准差椭圆扁率。③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规模、第三产业比重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返乡人流规模、标准差椭圆扁率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规模、返乡人流规模的影响程度最大。最后，研究基于各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和返乡人流规模对于城市消费经济的正负效应差异，分类提出政策优化建议。

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优化人才资源的空间布局，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0年和202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刻画10年间中国高技能人才的时空格局，并采用Beta回归模型识别高技能人才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胡焕庸线是高技能人才分布的分界线，胡焕庸线西北半壁高技能人才占比普遍高于东南半壁，且在十年内相对稳定；胡焕庸线东南半壁高技能人才占比呈现出由市辖区到周边县域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而西北半壁总体呈现均质化分布特征，空间差异不显著；②高技能人才占比呈现由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市辖区，向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县（旗、行委）逐级递减的等级分异特征；③中国高技能人才占比空间格局呈现总体稳定、局部变动的态势，变动县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长三角、西藏等区域；④县域的行政等级、人均GDP、城镇化率、非农就业机会、第三产业占比、平均海拔高度、温差、NDVI共同影响高技能人才占比的分布格局。

早在20世纪20年代，学者即预测：人类的空中移动将征服时间和空间，并以新的地理想象为特征，重塑文化、政治乃至社会经济。但一直以来却较少有关于人-空（域）关系研究的成果问世。这与其涉猎主题较多、行为过于抽象、实践对象的非实体遍在性以及关系配置手段的缺乏相关。本文基于边界对象的创建与使用及跨边界沟通逻辑，梳理人类空域实践热点，旨在阐释人-空（域）关系的进化过程：①过去百年来人们在应对一系列空域利用矛盾和挑战高度层的过程中持续进化，分别表现出天空-地面边界突破、领空权属边界建立、航空管制区边界划设以及U-Space边界设置等形式，也显示出外空改变空域上层边界的潜力；②其进化的内涵是各个活动域均经历了转变，由仰视想象向俯视观察转变、由无权无界使用向国家权属约束转变、由无序飞行向规范化飞行转变，当前则正在经历无人机肆意穿梭向U-Space进近管制的转变，而外空开拓更极大激发了人类可旅行可居住愿景。从学科角度看，空域是人类社会经济作用下的另一种空间化理解，人-空（域）关系以多种方式、多层次的垂直模式重塑地理事物的结构，并承载着对流动性无定形资源开发利用的探索。人-空（域）关系进化研究具有地理认识论和地理现象学意义，有助于丰富地理非实体相互作用研究。

乡村旅游已成为新时代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及新型城镇化推进的重要驱动力量。通过构建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估框架，利用障碍度模型，评估了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水平，探究了影响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及其作用机制。得出结论：①就农户整体生计恢复力而言，研究区农户生计恢复力以中、低水平为主。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旅游专营型生计恢复力最高，务农主导型最低。②从不同维度来看，学习能力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作用最大，缓冲能力和自组织能力对旅游专营型和务工主导型农户的影响显著。③家庭教育投入、技术培训次数、参加行业组织等是影响全体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障碍因子。不同生计策略农户应根据生计恢复力调整生计组合，选取最佳生计策略，以实现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最后，提出了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恢复力未来研究的相关建议。

随着长三角人口老龄化进入深化阶段，老年家庭空巢问题日益严峻，对地区的人口、家庭和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基于2000—2020年长三角人口普查的老年家庭户数据测算，对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及空间特征进行刻画，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定量探讨空巢水平的空间特征的影响机制。研究得出：①整体空巢、偶居空巢和独居空巢水平总体上随时间递增，但空间格局上差异显著。整体空巢水平在空间上大致呈现由南高北低向南北高、中间低转换的特点，独居空巢水平形成南高北低到低值团块聚集转换的特点，偶居空巢水平则由中间低两端高向全域均高转变。②偶居空巢随时间发展对空巢影响程度更高，但地区效应迥异，上海市与江苏省一直以偶居空巢为主，浙江以独居空巢为主，安徽则由偶居空巢向独居空巢为主转变。③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影响因素具有内生和外生的双层维度。内生变量中老龄化是关键因素，外生变量中经济通过老龄化传导产生的中介效应最大。因而，长三角亟须健全养老一体化的机制框架，加强多边多样多态养老模式的合作与共享，以实现“健康长三角”的政策目标，缓解老年家庭空巢问题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