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地理学的不断发展，全球-地方尺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针对创新活动的研究也不断扩展。其中，中国企业海外R&D中心的投资区位选择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受数据所限，现有研究或停留在微观尺度分析企业战略对R&D投资的影响，或停留在国家尺度测度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等传统的区位因素影响，而关注跟随投资且基于大规模数据库进行中国企业海外R&D中心的定量研究则相对匮乏。本文从BVD-ORBIS全球企业数据库中提取中国企业海外R&D中心的相关数据，运用空间可视化和条件Logit模型，探究其空间扩展过程和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企业首先在邻近的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区位布局海外R&D中心，之后在美国硅谷、德国慕尼黑等全球卓越中心布局；②中国企业存在跟随投资行为，倾向于在中国企业海外R&D中心集聚度高的城市设立R&D中心，以降低“外来者劣势”和“局外者劣势”，并且这种倾向在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国低技术企业中更为突出；③中国企业重视投资目的地所拥有的高级别科技资源丰富程度，当地科技集群等级越高、世界级高校数量越多，就越能吸引中国企业设立海外R&D中心，但这一倾向在中美贸易冲突后有所减弱。

基于2001—2022年全球稻米贸易关系矩阵，研究全球稻米贸易网络格局演化特征，运用QAP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稻米出口系统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于泰国、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美国，而稻米进口系统数量众多且分散；稻米贸易出口垄断程度明显高于进口贸易。②稻米贸易呈多极化格局，贸易网络规模与密度不断增加，贸易集聚性、连接效率与可达性不断增强，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中国在全球稻米贸易中保持较好的独立自主贸易能力，但对稻米贸易流动的控制能力不强。③稻米贸易网络社群具有空间集聚与混杂并存的分布特征，从区域尺度上看，欧洲社群边界相对清晰、空间整合度高，亚太、中东、非洲等区域的社群归属呈紊乱混杂状态；从国家尺度上看，泰国、美国、印度、意大利一直处于贸易网络社群核心位置，肯尼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处于贸易网络社群边缘位置。④稻米人均产出差异、劳动力规模差异对稻米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效能差异、关税水平差异、地理距离对其存在负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建立稻米进口供给风险预警机制、优化进口结构、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和供应链影响力等举措确保稻米供给安全。

农产品贸易对整合市场资源、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具有关键作用。基于2003—2023年间国内外农产品贸易及影响因素领域的相关期刊文献，分析文献发表数量、发表机构、作者来源、热点演变、理论应用等情况，结果发现：①国内外农产品贸易及影响因素领域研究成果不断积累，但学者间合作强度仍有待加强；②该领域包括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指标与计量模型、贸易政策与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研究主题，其中，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竞争力、贸易环境和农业环境等；③在主题演变方面，研究呈现主体与维度多样化趋势，国内研究多关注传统经济与政策制度等，国外研究更聚焦于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碳排放等现实议题；④在理论反思方面，现有研究大多过度依赖比较优势等简单贸易经济理论，缺乏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融合，且基于地理因素、地理效应、地理结构等地理视角的探讨较少。未来农产品贸易及影响因素研究需要加强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关注发展中国家、农业薄弱国以及区域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农产品贸易，同时注重细化农产品种类，并尝试将地理、政治、文化等多维因素融入研究。

国家公园是平衡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载体，而社区参与则是国家公园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近年来，国家公园的保护与发展及其与周边社区的关系备受关注，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当前存在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矛盾、居民权与责任冲突、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分离等问题。鉴于此，论文通过Citespace软件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显示：①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的发文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作者群体关联性较弱，发文机构具有地域性特征；②研究热点呈现多元化特征，自然保护、社区管理、生态旅游等内容是热点议题，学科间形成了交叉渗透的网络体系；③国家公园体制下社区参与的研究可分为基于人地关系的实践探索、多重矛盾背景下的认识深化以及多利益主体博弈下的协调统筹3个阶段，其在不同阶段解决问题的方式有望成为指引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有效参照。最后，在总结国外发展阶段及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下的具体情境，提出适于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发展的研究启示及建议。

基于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 GVC）测算2000—2020年的增加值贸易（VAX）数据，构建东亚及全球的增加值贸易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研究东亚及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的结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东亚区域价值链的网络密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逐年增大，但这也相应提高了区域性的供应链风险；世界增加值贸易网络的重心趋于向东亚转移，彼此间的网络关系日趋紧密，中心成员变化明显；网络存在明显的“核心-半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且东亚的核心地位有较大提升。②在制造业领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技术创新水平差异、殖民史等要素对增加值贸易网络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地理距离差异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制度质量差异在早期具有比较显著的负向影响，近年来其影响不明显；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制度质量差异在各年份均表现出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殖民史对增加值贸易网络的影响不太明显。研究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理论、比较优势论及技术差距论对东亚区域及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增加值贸易网络呈现出明显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特性。

2023年3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达成恢复双方外交关系的协议，两国中断多年的外交关系走向正常化。作为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沙伊双方结怨已久。沙特在此时推动与伊朗的和解，既得益于中国在两国之间的积极斡旋，也离不开其自身奉行的对冲战略的影响。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沙美关系发生变化、各方利益诉求增加的情况下，近年来，沙特对其地缘战略进行了调整，采取了比单一制衡和追随更为灵活的对冲战略。通过对伊和解，沙特积极引入伊朗和中国的影响，既摆脱了长期以来外交上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又有效平衡了其他地区大国的压力，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地区风险。从长期来看，虽然沙伊和解为中东地区带来了和解潮，但目前沙特对冲战略的实施还存在着沙伊深层矛盾难解、美国限制、大国博弈等制约因素，未来将对沙伊和解的持续进程带来挑战。

在“双循环”背景下推进数字经济与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构建数字经济和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两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利用中国2002—2020年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分析其分布动态、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研究期内，中国数字经济与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耦合协调度呈稳定上升趋势，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②中国数字经济与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耦合协调水平在整体上呈现空间差距扩大的趋势，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空间上呈现“低-高”和“低-低”聚集的分布格局，空间正相关关系比较稳定；③规模因素、增长因素和结构因素对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差异。

基于上海市各环线的位置信息以及浦东新区2 827个公寓小区的月度均价、配套条件等数据（2016.12—2021.02），应用空间断点回归方法分析各环线的房价断点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浦东内环、中环和外环的房价断点效应均较为明显且高度显著，在近距离带宽范围内均为正值，表明环线内房价在环线处明显高于环线外房价。其中，浦东中环的房价断点效应最为明显，即使在距离带宽有所增加的情况下，环线内房价依旧保持较为明显的优势。而浦东内环的房价断点效应次之，在近距离带宽内，内环内房价优势并不明显，但距离带宽增大后房价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浦东外环的正向的房价断点效应相对不明显，在距离带宽有所增加的情况下，甚至变为负值。这说明在近年来浦东新区城市向外扩展的趋势下，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外环线以内的房价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

基于价值链视角，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云南省咖啡产业的空间布局和演变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其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间，云南省咖啡企业在空间上总体呈聚集状态分布，且聚集程度不断提高；②云南省咖啡产业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的企业在不同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区位偏好，且各环节之间存在紧密联系；③资源禀赋、社会经济、产业集聚效应、技术进步等因素综合影响了咖啡产业价值链整体的空间布局形态。

加强黄河流域跨区域创新合作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客观要求。立足于地市论文合著数据构建区域创新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指数随机图模型，系统分析了黄河流域城市创新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6—2021年，黄河流域论文合著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2019—2021年，创新合作产出急剧增多，网络密度显著提升，网络节点的联系路径增多并形成创新集聚区，但创新合作主体较为单一，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待加强。②黄河流域城市创新网络呈现“东密西疏”“南密北疏”的空间分异，具有“多中心、网络化”的演变趋势。创新网络以城市群为集聚区进行发育，同时城市群核心城市开始开展跨城市群的创新合作。③西安、兰州、郑州、济南、青岛等省会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与其他节点城市联系紧密，在创新网络中发挥主导和中介作用。④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研发实力、创新机构数量、地理空间位置等对于黄河流域城市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育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推进黄河流域跨区域协同创新提供决策参考。

开展区域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是预防和破解区域未来发生土地利用冲突的有效手段，对优化区域国土空间格局、协调发展“三生空间”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构建“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模型与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矩阵，对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的“三生空间”冲突进行诊断，并提出优化建议。研究表明：①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的“三生空间”适宜性面积构成差异显著。生产空间最适宜、不适宜占比分别为18.33%、19.86%；生活空间最适宜、不适宜占比分别为9.28%、46.08%；生态空间最适宜性、不适宜占比分别为29.32%、14.01%；②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流域34.95%的区域有发生冲突的风险，冲突等级以中度冲突为主，占冲突区域的43.76%，在各流域均有分布；冲突激烈区面积为405.46km²，占冲突区域的17.24%；“三生”优势区面积占比为65.05%，处于绝对优势地位；③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流域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分区可分为优先发展区（13.99%）、适度发展区（26.65%）、一般保护区（30.03%）和重点保护区（29.33%）。研究结果可供政府相关部门优化调整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流域“两区三线”参考。

构建科学划分沿边乡镇发展类型并进行分类施策的分析框架是精准推进“兴边富民”的理论基础，可为边境地区细化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分区提供实践依据。以广西沿边乡镇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栅格成本加权距离法、引力模型等方法对沿边乡镇进行发展适宜性评价与科学分类，提出差异化的沿边发展振兴路径。结果表明：①广西沿边乡镇形成“两高-四低”的经济聚集区，整体呈圈层扩散结构，沿边区域资源配置亟须加强和优化。沿边乡镇间的空间可达性差异显著，主要受自然地形与交通路网的共同作用。②沿边各乡镇之间发展的辐射带动程度较弱，总体引力强度处于中低水平，发展适宜性呈现“西北低-中南高”的空间格局，区域协同发展具有较大潜力。③基于资源禀赋、区域经济、交通区位和基础设施的综合效应，将广西沿边乡镇划分为核心强边、规模建边、优化兴边、边境贸易和生态富边等5种类型。沿边乡镇整体发展适宜性有待进一步提升，亟须依托各乡镇资源基底和社会经济条件，探索振兴路径，从而促进边贸经济发展。

近年来，夜间经济成为现代城市的重要业态之一，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是文旅消费的新场景和活跃程度的“晴雨表”，而地方性建构是维系地方夜间经济长久发展的关键。顺应国家、广东省和佛山市地方发展战略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本文从地方性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广东省佛山市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相关的网络文本和游记中的图片、影像、网络文本等内容进行收集和分析，从物质形态、地方感知、活态环境、历史文化环境、制度环境5个维度对其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空间的地方性进行分析，实现其地方性形成机制的建构。研究发现：①多元空间行动主体在相互作用下呈现出地方性特征，政策环境是地方性形成的主导条件，物质环境是地方性形成的基础载体，历史文化环境是地方性形成的精神底蕴；②地方性并非仅强调佛山夜间文旅集聚区的某种独特要素，人与人、人与地的交流也是重要组成部分；③夜间灯光与白天环境的反差更能体现出佛山城市夜间文旅集聚区符号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