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化，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OFDI）作为一种“造血式”的融资模式，正成为中非减贫合作的新方向。通过构建非洲多维相对贫困指标，利用2005—2022年49个非洲国家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 OFDI能显著降低非洲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减贫效应，且非洲政策和制度水平的提高能增强此效应。门槛效应分析显示，中国OFDI与非洲减贫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其边际减贫效应随OFDI增加至一定阈值后开始递减，甚至消失；然而，当非洲国家外债超过一定阈值时，中国 OFDI的减贫效应反而增强。空间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中国OFDI的减贫效应不仅局限于东道国，还能通过空间关联对邻近国家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指出，中国OFDI的减贫效应在不同地理位置、收入水平、贫困程度、OFDI寻求动因和产业园区建设情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最后，围绕投资减贫合作优化中国OFDI策略，既有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为我国经济增添新动能，又能深化中非合作，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随着印太地区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基于自身战略目标与印太诉求的内部驱动，以及受中国印太影响力上升与美国构建印太“盟伴”体系的外部影响，法国与澳大利亚逐步开展印太安全合作。法澳印太安全合作呈现出机制日臻完善、军事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非传统安全合作重要性不断上升以及合作层级向“次区域”下沉的特征。印太安全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法澳双边关系，为两国深化印太区域协调奠定了基础。但两国安全合作仍将面临战略互信难以重建、战略诉求与战略重心存在差异等内部挑战，以及因两国与印太盟伴体系的关系不同而导致合作受阻的外部压力。总体而言，法澳深化印太安全合作将强化美国的印太盟伴体系，加剧印太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进而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周边安全带来挑战。

非洲之角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的战略要地，其安全问题尤为突出。难民的跨国流动不仅制约各国的安全环境建设，更通过复杂的互动机制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本文基于联合国难民署（UNHCR）公布的难民流动数据集和全球新闻事件数据库（GDELT）发布的国家间冲突事件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重心耦合和QAP回归方法，揭示1980—2023年非洲之角地区难民流动与区域地缘冲突的演变格局，探讨难民流动与国家间地缘冲突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非洲之角国家间的难民流动与地缘冲突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耦合性，且二者的重心变化具有同步性。尤其是21世纪以来，这种空间关联性持续增强；②在影响程度上，QAP回归结果表明，非洲之角国家间的难民流动对地缘冲突呈现正向推动作用，且影响程度随时间推移而深化；③非洲之角地区的难民流动与地缘冲突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表现为“冲突催生难民、难民加剧冲突”的恶性循环。本研究探讨了非洲之角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及其治理议题，为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参考。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SDG4）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之一，对非教育援助是中国对非援助的重要领域，对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优化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空间分配决策。基于AidData和PRIO-GRID数据库，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分析2000—2014年532个中国对非教育援助项目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对非教育援助项目呈现南多北少、沿海多内陆少的分布特征，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且随时间推移集聚程度逐渐增强；②中国对非教育援助项目核密度分布在不同阶段差异明显；③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热点区主要在非洲南部地区，且随时间推移其冷热失衡程度有所提高；④不同影响因素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空间格局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存在差异，且随时间推移地理因素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应充分发挥核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重视受援国的需求导向，并加强教育援助领域的三方合作，充分考虑多因素交互在中国对外教育援助分配中的作用，从而优化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空间格局，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基于覆盖世界217个经济体的96个产品类别的国际贸易数据，本文采用可比较性更优的相对性比较优势来描述各个经济体在各产品类别上的出口优势性，并用其构建各个经济体的出口发展路径，计算了各经济体之间在出口发展路径上的相似性程度。在此基础上，依次设定各经济体作为基准经济体，通过回归分析来挖掘其他各个经济体相对基准经济体的出口发展路径相似性程度与其自身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并根据该回归分析所得的决定系数和回归系数来定义基准经济体的出口发展模式性程度指标。分析发现，以一部分经济体为基准时，通过出口发展路径相似性程度可以精准地描述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基于决定系数的出口发展模式性程度指标与经济体的人口规模呈现显著负相关，而基于回归系数一致性的出口发展模式性程度指标能够良好地解释各经济体在经济复杂性水平与经济适应度水平上的差异。这些发现表明可能存在一条对经济发展有着更高解释性的出口发展路径，这对挖掘各经济体的出口发展差异、理解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认知角度。

南亚小国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脆弱性，长期处于中、美、印大国博弈的冲突中，面临地缘撕裂的复杂局面。本研究基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核心维度，从政治精英的地缘叙事、地理想象的构建以及族群认同的交互作用等方面展开分析，发现南亚小国的政治精英通过操控地缘政治叙事和族群认同来谋取自身利益，并通过重塑地理想象以在大国之间寻求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外部势力则利用“中国债务陷阱”等话语影响南亚地区的舆论环境，从而加剧了地缘撕裂的现状，阻碍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推广。随着美印推进“印太战略”，中国需要在与南亚小国的交往中审慎平衡利益，并增强与各派政治精英的互动，以建立灵活的外交关系，实现区域稳定与合作发展，从而有效应对美印的干涉与“围堵”策略。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是影响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人口地理学议题。本研究基于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分析126个资源型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时序演变上，2012―2018年资源型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不同城市类型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衰退型>成熟型>再生型>成长型”的层级特征，其中，成长型和再生型城市居留意愿增幅最为显著；②空间格局上，资源型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由初期“破碎离散”分布逐渐演化为“北高南低”的梯度格局，且空间分异特征持续扩大；③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和城市特征共同塑造流动人口居留决策，但存在明显的类型异质性，个人因素对所有类型城市均具有普适性影响，而城市特征的影响强度则因城市发展阶段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在个人因素中，已婚、健康建档、受教育程度高、家庭收入水平高、流动时间长，以及省内流动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高，在城市特征上，人均GDP高、城市房租低和医院数量越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越高。

统筹协调快速交通、旅游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20年中国省域数据，采用熵权法、Super-SBM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快速交通、旅游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发展水平和协调状况，并借助Tobit模型揭示系统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全国快速交通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持续增长；旅游生态效率波动下滑；东部地区3个子系统发展具有普遍优势。②系统协调度时序整体呈现“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演变趋势，具有“高耦合度、低协调度”的发展特征；空间格局以东部沿海为协调发展核心优势区并向外辐射。③创新能力、科教投入、消费水平、消费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系统协调发展，经济实力和环境规制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各影响因素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特征。研究结论可为优化快速交通科学建设布局、促进旅游经济绿色转型、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合作发明专利数据构建地级和县级尺度下的长三角创新联系网络，结合社会网络分析、计算机仿真模拟等方法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对不同尺度下长三角创新网络结构和韧性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地级尺度下的创新网络密度稳步提升，高强度联系城市分布在1小时高铁出行圈范围内；县级创新网络密度偏低，中心城市内部中地理邻近的市辖区创新联系较密切。②不同尺度下长三角创新网络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和异配性，网络的集聚性和传输性均不断提升，县级网络的集聚性和传输性弱于地级网络。③随机攻击下地级和县级创新网络均具有较强的韧性，蓄意攻击下网络较为脆弱，按加权接近中心度、加权中介中心度排序的攻击对网络连通性和传输性的影响优先于按加权度值攻击；不同攻击策略下，相应于失效节点比例的变化，网络传输性的变动更富弹性。④加权中介中心度较高的节点失效对网络传输性产生较大影响，节点失效后整体网络效率与加权中介中心度、加权接近中心度的负相关性强于加权度值。

城市企业家精神是区域治理中地方政府主动干预社会经济运行、促进地方发展的动机性概念。文章从城市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本源出发，首先讨论区域治理中新城市管理主义、城市外交、内部企业主义与国家企业家精神的差别，进而引入国家、空间、领土3个分析维度，讨论城市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中国化内涵。通过对浙江省衢州海创园的实证研究，揭示浙江省、杭州市与衢州市政府在推进这一“创新型反向飞地”建设、招商和运营中采取的治理措施，分析多层级政府的治理价值取向随发展阶段而逐步转变的过程。研究指出，中国的城市企业家精神存在阶段性转化特征；上述4种城市企业家精神仅能用于刻画地方政府的阶段性角色，不同阶段的区域治理过程中体现了政府、属地以及管辖权的变化，而区域治理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当前发展阶段的城市-区域制定最为有效的发展方案。基于此，研究表明：①区域治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变而进行阶段性的调整；②区域治理弹性在城市企业家精神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修正发展方向、调整空间生产关系的重要作用；③阶段性转化表现出中国在区域治理中不拘泥于形式、工具和手段的价值取向。

碳排放的空间转移问题对我国碳排放总量、碳排放空间格局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科学核算各省域的碳排放水平，厘清省际的碳转移关系，对于推动省际碳减排合作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MRIO模型测算了中国30个省域生产侧、消费侧的隐含碳排放规模和省际贸易隐含碳转移规模，并运用SNA分析方法构建了中国省际碳转移的有向加权网络，从关系视角出发对中国省际碳转移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碳转移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域之间，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河北、辽宁、山西、内蒙古、新疆、重庆和陕西14个省域的碳转移量较大。②中国省际贸易隐含碳转移关系呈现出复杂的网络形态，网络中的30个省域可划分为以“河北-内蒙古-北京”“江苏-浙江-河南”和“广东”为核心的三大社团，处于同一社团内的省域间的碳流动关系更为紧密。研究结果为中国当前自上而下聚焦于规模控制的碳减排政策体系的优化方向提供了参考，碳减排政策的制定在“规模”约束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省际碳转移的空间关联“关系”，建立区域协同减排机制，通过“规模-关系”的双重控制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碳减排效率。

旅游古镇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地空间形式，其旅游开发推动了空间商品化、空间置换和空间再生产的实践过程。伴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浪潮对旅游古镇的双向塑造与影响，商业化成为当下中国旅游古镇普遍面临的发展困境。文章采用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构建基于原真性和旅游凝视的分析框架，从不同利益主体的感知评价视角对丽江古城的商业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旨在回应舆论和游客较为关注的“什么原因催生了丽江古城的商业化？”这一问题。研究发现：①游客对丽江古城商业化感知评价，源于旅游者对其所向往的虚无“中心”的追求；②丽江古城的商业化是各利益主体多元凝视和互动博弈的结果；③丽江古城商业化现象的背后是本土性与现代性在古镇场域空间的叠加与重构。总之，旅游古镇场域作为推动欠发达地区旅游发展的重要实践空间，被赋予了空间生产和利润再造载体的角色，由此带来的主客文化碰撞交融、生计方式选择和商品业态调整，以及管理模式的实践创新，裹挟着各利益主体的多元凝视与投射。古镇空间生产演变与结构的复杂性导致的商业化问题迫切需要有关部门加强治理与调适。

推进郊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建设，是解决大都市城郊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抓手。以北京昌平区公办中小学为研究对象，结合主客观视角，考虑不同出行方式，采用领域模型衡量空间覆盖状况、利用Huff模型模拟供需匹配格局、探索基于城市体检数据挖掘服务质量特征，并从空间均等、地域公正和社会公平三个方面衡量基础教育设施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①基础教育设施集中于新城中心、东南近郊两大区域，西部和东北地区覆盖不足；②供给短缺与超配的现象并存，在就近入学情境下，区县中心、东南近郊形成带状“就学拥挤区”，而西部和东北地区供给盈余；③小学整体建设优于中学，学位不足问题仍普遍存在；④交通路网升级与多模式出行有助于降低居民出行成本，促进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公平。本文可为未来完善大都市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布局和城郊协调发展规划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范式。

人户分离是中国户籍制度下特有的现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空间结构得以重塑的重要驱动力。基于兰州市第六、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将人户分离人口按照户口登记地分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省内流动人口和省外流动人口3种类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异指数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0—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且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在中心城区集聚，形成以西固、城关区为“双中心”逐步向边缘扩散的“多中心”结构；省内流动人口由中心城区逐步向远郊的国家级新区、开发区和行政中心集聚；省外流动人口则由中心城区向近郊的开发区集聚。②从分异指数来看，人户一致人口与省外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程度最大；与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空间分异程度次之；与省内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程度最小。③不同类型人户分离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空间分布主要受教育设施和绿化水平的影响；省内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受就业机会和交通设施的影响更大；而省外流动人口受城市化水平和交通设施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