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类一级学科的设立引发了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和世界史等学科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但是，地理学没有受到区域国别学者的足够关注，地理学者也没有深入参与区域国别学的相关讨论。本文借《世界地理研究》期刊组织出版“地理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专刊之机，邀请了国内不同高校关注区域国别问题的青年学者，围绕地理学与区域国别学在学科发展、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与实践应用等方面如何交叉互鉴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文章认为，地理学具有悠久的区域研究传统和综合性的学科属性，这与区域国别学有很高的相似性，因而对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地理学的地理信息技术、空间分析方法和人地关系研究传统等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工具；地理学发展的历史及中间经历的论辩则对于区域国别学平衡普适性与特殊性、解决理论创新与信息收集之间的矛盾具有参考价值。未来需要进一步吸纳更多其他学科的相关学者加入讨论，介绍地理学的其他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视角，并从超越学科的层面来思考区域研究的知识整合和理论融合机制。

区域国别学在被确立为交叉学科类一级学科后，其学科建设引发了来自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学者的积极关注和热烈讨论。然而，地理学家相对较少参与其中。笔者认为，地理学者也应该积极参与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的讨论，加强地理学和区域国别学之间的对话。为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当前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相关讨论的基础上，从地理学的视角和学科发展历程出发，重新界定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认为区域国别学是在跨学科的视角下对特定区域或国家的情报（或国情）搜集整理并针对具体利益（或威胁）的战略研究的结合，其研究对象可以基于区域划分、要素分解和应用需求导向3个维度来界定。笔者进一步反思了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矛盾——旨在打破学科制限制的跨学科视角与本身作为一门学科需要明确学科边界的矛盾，区域的范围划分和尺度选择时面临的国别-区域、全覆盖-重点区域、内部特征-外部联系的取舍矛盾，注重区域特殊性的背景性知识生产与超越“例外论”的普适性理论研究的矛盾，以及注重田野调查与超越调查的成本限制和尺度陷阱的矛盾。立足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尺度思维，为区域国别学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建议，并进一步讨论了解决矛盾的辩证思维、中西方理论对话和学生培养制度建设等问题。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对世界能源贸易格局以及能源安全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对新环境下中国能源安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6—2022年各国的能源双边贸易及社会经济数据，建立世界能源贸易网络，从供应安全、使用安全和社会发展环境3个维度来建立能源安全评价指标，利用新陈代谢GM（1，1）模型模拟俄乌冲突未爆发情况下的世界能源安全格局；通过与实际情况相对比，探究俄乌冲突对世界能源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整体来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世界能源网络的连通性有所弱化，国际能源贸易关系逐渐简化，世界能源贸易网络日趋集团化。能源贸易网络遭到随机性破坏的可能性升高，网络内部的稳定性下降，但面对针对性攻击的抵抗程度有所提高。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呈现以美国为强核心，其他国家均衡化发展的单中心“核心-边缘”结构。②俄罗斯能源出口受到较大影响，出口量大幅降低，出口格局出现了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的“东进”态势。以德国、芬兰和波兰为代表对俄罗斯发起制裁的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水平明显下降；以匈牙利、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加深与俄罗斯能源合作的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水平有所提升。③在空间上，亚洲国家受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较为明显；欧洲地区能源安全水平向好发展；非洲地区受自身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仍是世界能源安全最危险的地区；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则因距离较远，受俄乌冲突的影响较小。④分维度来看，供应安全维度中的“一次能源生产与消费比”指标对能源安全的影响程度最深，使用安全维度各项指标的权重逐年增加，能源绿色转型对能源安全水平提升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东盟是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重点区域和优先方向，研究东盟内部文化多样性与国家政治风险之间的关联并探究二者对出口贸易增长的效应机制，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中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东盟区域为研究对象，对东盟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和政治风险指数进行测度并探究二者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①东盟国家具有较高的文化多样性，且呈现出赤道附近海岛型或海岛-半岛型国家文化多样性高于半岛型和内陆型国家的地域空间分布格局。②东盟各国面临的政治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印度尼西亚和中南半岛国家的政治风险较高，文莱、新加坡等国家的政治风险较低；文化多样性与政治风险之间存在明显的耦合协调性，两者之间关联性较强。进一步地，基于1992—2017年国别数据实证研究文化多样性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东盟国家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出口东盟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文化多样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非线性的；②机制检验发现，国家政治风险在文化多样性影响出口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效应。据此，中国与东盟开展经贸合作时要重视文化的作用，注重挖掘文化的经济潜能；同时，也要强化国际合作风险意识，建立健全风险应对机制。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南亚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缘价值，已然成为中美地缘博弈和权力施动的重要区域。当前，全球化和边界化的相互交织、领土逻辑和关系逻辑的相互折叠，以及权力博弈在流空间和地方空间的同时进行，为地理学与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背景。本文将“流空间”引入地缘位势研究，构建“流空间”视角下的地缘位势模型，以中美和南亚地区为案例研究区，分析中美在南亚地区地缘位势的时序和空间演变特征，并解析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流空间”赋予地缘位势时空耦合的属性特征，地缘位势因此可被视为权力流动的空间累积，这为地缘位势的动态评估及其时空演变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②中美在南亚地区地缘位势的时序特征可划分为4种类型：中国高位势型、中美波动型、美国高位势型、中美交替型；空间演变呈现出中国权力空间扩展与美国权力空间收缩的态势，侧面印证了“东升西降”的时代趋势。③中美在南亚地区地缘位势演变的驱动机制涉及地方空间和“流空间”2个层级，包含地缘区位的制约效应、地缘经济的互补效应、地缘政治的主导效应和地缘文化的认同效应4个维度。本文旨在丰富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并为中国明晰外交地缘格局提供启示。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地处乌克兰侧翼的西巴尔干地区在地缘政治态势上发生了变化，从美国、欧盟以及俄罗斯三方的“联系桥梁”过渡为“博弈区域”。美、欧对西巴尔干政策的变化保持紧密同步，体现为强势维持所谓的地区稳定、加快地区国家加入欧盟的进程以及对塞尔维亚的拉拢与分化并行，并试图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积极通过塞尔维亚这一战略支点抗衡美欧的制裁和打压。美欧俄在西巴尔干的地缘博弈中呈现安全博弈议题外溢、话语博弈成为焦点、跨区域联动显著3个新型特征。总体而言，西巴尔干地缘博弈的激化将加速地区国家态度立场的分化，美欧要求“选边站”的压力将迫使多数国家向其靠拢，为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合作带来更多挑战。不过，美欧对华定位的差异、西巴尔干国家对华的良好态度和经济需求将为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合作提供机遇。

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城市人口与经济变动状况，有利于增进对沿线地区发展差异的认识，制定针对性的投资与合作计划。本研究通过构建“增长-收缩”矩阵，利用LandScan人口网格与NPP-VIIRS夜间灯光反衍的GDP数据，从人口与经济两个维度归纳首批“一带一路”合作名录中63个国家的4 269个城市的增长和收缩类型；然后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法，从城市规模、经济水平、老龄化、城镇化、区位条件、灾害及争端风险共6个方面分析影响人口与经济变动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各类型城市的主要特征。研究发现：①2013—2021年，研究区域内的城市整体呈人口小幅收缩，经济较快增长的趋势，但变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②4 269个城市可分为8种不同类型：人口增长主导型、经济增长主导型、经济精明增长型、马尔萨斯型、人口温和收缩型、经济危机型、经济衰退型、人口衰退型；③沿线的城市人口与经济变动存在明显的区域与国别差异，欧洲地区的高老龄化水平及大城市虹吸效应导致中小城市的人口普遍收缩，城市多为经济精明增长与人口温和收缩型；埃及、巴基斯坦等快速城镇化地区，城市多为人口增长主导型、马尔萨斯型；东南亚国家内部差异较大，各类增长型、收缩型城市交错分布；而在叙利亚、俄-乌边境等争端风险地区，则存在“争端中心为人口衰退型、外围圈层为人口增长主导型+马尔萨斯型”的特殊情况。本研究对于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国情与区域差异，制定相关地区的精准投资与合作计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网络形成过程及其结构特征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基于航空流、城市人口和道路等级数据，构建东非共同体区域的城市网络并分析其结构特征，评估城市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和控制功能。结果表明：①引力模拟网络由77个节点和543条边相互连接，呈现出由多个中心串联的半弧形结构。处于前25%的节点主要分布在区域中部，包括内罗毕及其周围中小城镇，以及坎帕拉、基加利、阿鲁沙、姆万扎、蒙巴萨等大中城市；②航空网络包含51个节点和147条航线，与模拟网络的差异在于强化了内罗毕、达累斯萨拉姆、坎帕拉等首位城市的地位，同时提升了马赛马拉等旅游性城市的转变中心性；③将复合网络中91个节点城市以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值为依据，划分为区域级、国家级和地方级，3类节点的数量呈金字塔结构，数量之比为1∶6∶84。马赛马拉是最接近区域性枢纽城市的节点，达累斯萨拉姆接近区域级门户城市，多多马、姆万扎等次区域中心则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半岛宿命论”是阐释朝鲜半岛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的一个经典地缘政治论述，认为由于朝鲜半岛“夹在海陆之间”的特殊地缘特性，自古以来便受制于周边大国，易沦为“海陆冲突”的牺牲品。然而该地缘特性并非自然存在，而是人为建构的地理想象。“宿命论”的本质是一种殖民与冷战话语，其意识形态根源是19世纪末宣扬“海陆冲突”的欧洲地缘政治学，由20世纪初的日本殖民史学家首创，以正当化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行为；美苏冷战对抗及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单极霸权进一步强化了该观念，并在半岛分裂体制下，内化为韩国社会的一种普遍认知。作为霸权国家制造的地缘政治恐惧，“宿命论”遏制了韩国在外交战略上的自主性，也阻碍了朝鲜半岛的稳定与东北亚和平。在全球多极化的背景下，超越海陆二元框架，避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复苏，是开启东北亚和平地理想象的起点。

全球化带来了发展和挑战，世界秩序正在被重塑。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积极了解国际上各行为体及其竞争关系以谋求发展之道，这就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建构提出了要求。在新型空间格局与空间治理成为时代诉求的背景下，地理学应积极参与“空间权力”研究并为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本研究从法国地缘政治发展脉络及其主要思想入手，探讨法国地理学界在解决当今世界空间权力竞争等议题上的研究思路及方法，旨在为地理学参与政治讨论和分析特定局势下的大国竞争提供有别于英美主流观点的视角。同时，法国地缘政治学倡导的多尺度、跨尺度、多学科交叉、注重行为体表征等研究方法为区域国别研究解读世界格局和重大冲突提供了多维度的有效工具。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积极介入政治和社会研究，透过地缘政治的棱镜解读世界变迁，为科学研判世界局势、指导国家和区域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也可为中国地缘政治参与区域国别研究讨论带来启示。

空间发展两极化是近30年俄罗斯空间发展的主要趋势，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实现空间均衡发展的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长。为了定量评估区域发展成果及其地缘影响因素，本文对俄罗斯八大联邦管区的区域综合发展指数和远东地区联邦主体的地缘区位势进行了定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整体来看，俄罗斯八大联邦管区的区域综合发展指数呈逐渐增长趋势，中央联邦管区的增长最为显著，远东地区增长缓慢且总体水平较低，俄罗斯空间发展的两极化趋势仍然存在且不断显著。②俄罗斯远东各联邦主体的地缘区位势经历了1995—2000年的下降期、2000—2010年的平稳期和2010—2020年的增长期。③远东地区地缘区位势变化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毗邻中俄边境的地缘区位势率先增长，非毗邻地区增长次之。与中国接壤的滨海边疆区地缘区位势最高，最北端的楚科奇自治区的地缘区位势最低。④国家间地缘关系、政策制度、人口规模、地缘经济、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俄远东地缘区位势变化的主要因素，彼此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俄远东地缘区位势的变化。本文有助于了解近25年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总体发展情况，同时丰富边境研究的相关理论。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及第五大经济体，印度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进程，并面临显著的城市扩张带来的挑战。当前学术研究多聚焦于发达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相对较少。本研究利用2000—2020年的不透水面数据，界定城市实体范围，从规模和地区差异两方面探讨印度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印度城市扩张强度经历了“初期增长，后期放缓”的演变过程，其间大城市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自2010年起，中小城市的扩张速度超越了大城市，标志着城市发展趋向均衡化。城市扩张的空间布局亦由南部高于北部逐渐转变为相反的格局，扩张热点从沿海地带转向内陆地区。②大城市倾向于紧凑型扩张，主要集中在印度南部和西部；相比之下，中小城市更多表现为蔓延式扩展，尤其在中部、北部和东部更为明显。③地形高度是影响城市扩张的重要因子，特别是对中等规模城市的影响尤为突出，其次为大城市。具体到区域差异，南部地区的高程效应最为强烈，其次是中部地区；人口密度仅对中部和东部的部分区域的城市扩展产生了局部影响。

反身人群志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新方法，强调作者的自我反思视角，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界的田野调查实践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基于此，本文重新审视津巴布韦华人社群的田野调查，沿着空间调查和社群调查两条线索开展反身人群志研究，并提出一个人文地理研究中反身人群志的生产结构体系。研究发现：①在流行地缘政治和日常具身实践的双重影响之下，津巴布韦被建构为一个危险的地方，进而影响着研究小组与其社会网络之间形成报个平安的互动仪式；②津巴布韦华人社群是中国社会的内在他者，但在田野调查期间，研究小组也成了当地华人社区中的内在他者，双方互相凝视和理解；③人文地理学的反身人群志，需要着重回应互为主客体的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是如何共同生产出“田野”空间的，其与该空间的人地关系和人地互动又有何特征。研究推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界关于海外田野调查方法的反身性理论体系建设，有助于更好地构建中国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