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转型与更新涵盖城市产业结构、空间形态、社会文化、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动态变化。选取加拿大多伦多作为全球城市研究案例，对其发展历程、空间特征、动力机制及转型社会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①多伦多的城市发展经历了城市郊区化蔓延、绅士化快速发展、绅士化持续深化三个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和空间形态产生了显著变化；②多伦多转型为全球城市是由全球化、三级政府协同合作、移民热潮、城市企业家精神等因素共同推动，政府和市场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多伦多转型为全球城市极大巩固了其作为加拿大商业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包括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等问题，转型结果呈现复杂性、多元性的特征，也进一步引发了城市治理策略的思考。

基于BACI数据集，获取2002—2020年非洲国家间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非洲国家间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基于多维邻近性框架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拓展，探究非洲国家间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非洲国家间贸易网络的密度总体上升，平均距离总体缩短，贸易网络结构复杂度逐渐提高；②非洲国家间贸易网络的对称性总体下降，呈现出“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空间结构。南非始终处于贸易网络的核心，而大部分小国、岛国和内陆国则处于贸易网络的边缘。③非洲国家间贸易网络存在典型的“结构洞”，地区贸易枢纽国充当沟通中小经济体的中介。同时，非洲国家间三元互惠的小世界网络已经形成并广泛发育，区域一体化成效显著；④经济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地理通道的存在对非洲国家间贸易具有促进作用。文化邻近性、殖民历史联系、国家互动频率和国家间贸易协定是非洲国家间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的扩大对非洲国家间贸易具有抑制作用。

海湾合作委员会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贸易组织。研究综合运用熵值法，通过测算相关指数并结合贸易强度、贸易依赖度指数、耦合度模型及地理探测器，分析2002—2021年中海双边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变过程。研究结果表明：①海合会国家国际贸易能力排序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②中国与海合会国家整体贸易联系强度较低且相对平稳，2020年贸易联系强度水平出现显著跃升；③基于中海双方消费规模差异所产生的影响，海合会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极高，双边依赖度存在明显的非均衡特征；④在海合会国家中，国际贸易能力与中海双边贸易依赖度匹配程度最高的国家为阿联酋；⑤影响中海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为经济驱动能力，交互探测结果主要表现为“双因子增强”。综上，深化与海合会国家的经贸合作，对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维护政治经济利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应积极推动双边贸易合作的制度化平台建设，促进双边贸易深入发展。

本研究基于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时空热点探测等分析方法揭示出1945―2021年全球4 752家国际科技组织总部的空间分布结构及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国际科技组织总部在全球分布极为不均，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科技资源丰富的欧美发达国家。②医学、工学、理学和交叉学科类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于西欧和美国，农学类总部集中在西欧的布鲁塞尔、罗马和东亚的曼谷。这种空间分布格局与各地区的优势学科和产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③国际科技组织总部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缓慢发展、独立主权国家主导的爆发式增长、跨国公司主导的爆发式增长和增量萎缩4个阶段，其空间分布重心呈现由西向东转移的趋势，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转移尤为明显。④国际科技组织总部的空间格局重心长期位于欧美国家，然而随着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力量的变化，其空间布局发生了变化，从欧美主导逐渐向东亚、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扩展。二战后，医学和交叉学科类总部空间格局重心逐渐由美国转移至欧洲，并呈现出向东亚和东南亚扩散的态势；工学、理学和农学类总部由欧美向东亚、东南亚扩散的现象明显。国际科技组织联盟总部的空间格局重心始终位于欧洲，多边和特殊形式的国际科技组织总部的空间格局重心也逐渐由美国向欧洲转移。

在城市全球化与城市区域化发展的深刻影响下，全球城市区域已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重要的地理空间现象和空间形态，同时也是城市与区域研究领域的关键议题。然而，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主要以描述性概述为主，缺乏深入的理论梳理与剖析。因此本文试图从关系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国内外学术界对该议题的发展脉络及研究动态。研究发现：① 全球城市区域是地理尺度生产和关联尺度重构的空间产物；② 跨尺度联系促进了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研究从单纯强调区域差异转向探讨区域内外的相互作用； ③ 全球城市区域的功能在不同时间和地域背景下发生了重构； ④ 全球-地方的互动关系是全球城市区域的发展动力，多样化的联系是全球城市区域发展差异化的根源。最后，本文论述了当前研究的局限性，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气候冲击引发的粮食生产与供给波动影响双边贸易的依赖格局。本研究基于2001—2022年155个经济体的粮食贸易数据，利用时变指数随机图模型及其分离模型，定量分析气候冲击对粮食贸易依赖格局演化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随机森林链路预测模型探究未来潜在的粮食贸易依赖关系。研究发现：①粮食贸易依赖网络呈现明显的异配特征与“小世界”特征，整体分化为多中心、跨区域的贸易依赖联系组团，各组团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态势；②长期气候变化通过提升出口国供给能力而加深贸易依赖程度，且有利于维持现有贸易依赖关系，而短期气象冲击则会使进口国趋向于稳固贸易联系并拓宽进口来源，其冲击效果更为显著；③粮食贸易依赖网络长期受气候变化影响，存在作物异质性，玉米和稻米依赖网络分别形成出口扩张，进口收缩的演化格局；④共同贸易伙伴关系的建立对贸易联系的创造作用明显；未来潜在的粮食贸易依赖关系主要依托现有的出口大国，以形成市场扩张效应；中国可同乌克兰、阿根廷等国加强小麦、玉米贸易联系，扩展稻米出口市场，同时充分利用巴拉圭等国的大豆出口潜力拓展市场空间。

城市安全是城市建设的试金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自然灾害对城市系统的冲击和影响呈现出动态、复杂和不确定的特性，因此如何建设安全宜居的城市越来越受到关注。应急避险系统是维护城市安全的重要空间载体，对提升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有着重要作用。文章以特大城市广州为例，基于人口、应急避难场所和交通道路网等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两步移动搜寻法，计算不同阈值下不同类型的应急避难场所的可达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K均值聚类与Z分数法分析其供需类型及特征。结果表明：①广州应急避难场所类型较为单一，以公园绿地类设施为主，其他类型贡献率较低；②应急避难场所可达性水平整体较好，综合可达性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呈现出“中心城区可达性高、远郊区可达性较低”的空间特征；③应急避难场所供需关系不平衡，5个供需匹配类型中，中供给中需求是广州应急避难场所综合可达性供需关系分布占比最高的地区。应急避难场所整体服务人口缺口大，市中心与郊区之间的过渡区域服务缺口大，郊区型市辖区服务缺口占比高。本研究为广州市适应新发展格局、应对公共安全风险和国土空间优化提供新思路，为建设“韧性城市”提供了政策借鉴。

探究不同住区环境中居民的情绪感知差异与影响机制，对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福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图文并行的微博UGC数据，探讨了不同住区环境下居民的情绪感知差异及其环境影响效应，并结合长短期记忆和卷积神经网络（LSTM-CNN）情感分析方法、极度梯度提升树（XGBoost）模型和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 （SHAP）等机器学习方法，使用ArcMap软件，揭示不同住区环境对居民情绪的非线性影响与差异化作用特征。结果表明：①正式住区居民的积极情绪占比为68%，城中村居民的积极情绪占比为83%。正式住区的情绪空间分布聚集效应显著，冷热点过渡均匀；而城中村则具有扩散性，展现出较强的边界效应和空间异质性。②对城中村居民情绪具有显著正向贡献的指标为：铺装度、色彩复杂度和开阔度；而对正式住区居民情绪的正向贡献指标为：铺装度、视觉熵、空间活力和围合度。在不同住区环境中，铺装度和开阔度的影响差异最大。③过高的绿视率可能引发负面情绪。在城中村提高色彩复杂度、视觉熵和绿视率可以降低围合环境带来的负面情绪影响。同时，正式住区中空间活力和围合度在指标交互时可以产生更多的积极效应。研究结果为复杂住区环境的存量更新规划提供了数据基础，揭示了住区居民的情绪感知差异与环境对情绪的影响机制，为复杂住区环境品质的提升提供了可持续的规划建议。

快递自提点作为解决物流末端配送“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节点，其空间分布特征与空间匹配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城市的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均等化水平。以郑州市主城区菜鸟驿站POI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研究郑州市主城区菜鸟驿站空间分异特征，并分析菜鸟驿站与人口的空间匹配度。结果发现：①郑州市主城区菜鸟驿站分布总体呈现出“圈层分布、内密外疏”的空间格局，其空间分布情况与住宅点分布具有较强的耦合性；②菜鸟驿站分布大致呈现出沿“东南-西北”方向延伸的趋势，与郑州市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基本一致；③菜鸟驿站与居住小区的空间匹配情况较好，1 000m服务半径下对居住小区的覆盖率高达99.4%，可以满足末端物流“最后一公里”需求；④街道尺度上菜鸟驿站与人口的匹配关系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差异，从东向西呈现出超前、协调、滞后的特征，揭示出供需匹配不均衡现象。

基于旅游系统理论“主体-通道-客体”三元系统耦合视角，探索旅游流-交通-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格局及路径，对推动区域交旅融合发展新格局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修正耦合协调模型、ArcGIS空间分析技术、Tobit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剖析旅游流-交通-旅游资源融合发展的时空格局，以揭示交旅融合发展受外部关键影响因素的长期动态作用规律及实现路径。结果表明：①2011—2020年，贵州省交旅融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②交旅融合发展总体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且热点区呈现“以贵阳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由东至西级差化递减”的特征。③研究期间，贵州省交旅融合发展的主导耦合模式为“旅游资源丰度领先—旅游流强度滞后”型，旅游流强度滞后问题突出。④科技创新、信息化、生态环境、接待服务设施对交旅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度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而经济发展、政策环境、人力资本影响均不显著。⑤科技创新、信息化、生态环境和接待服务设施在不同阶段对交旅融合发展兼具正向冲击与负向抑制作用，在滞后1~4期内冲击效应较为强烈，且随时间推移其作用程度趋于减弱。

切实提升传统村落活态性是厚植乡村振兴内生动能的重要一环，亦是赓续中华文明优秀文化基因的关键举措。以湘西地区24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考察样本，系统构建传统村落活态性综合评价框架，继而采用层次分析法刻画传统村落活态性分异特征，并运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法解析其影响因素及组合提升路径。结果显示：①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指数整体处于48.79%~88.16%之间，区域内部分异特征表现显著，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应性传承是导致传统村落活态性分化的关键原因。②传统村落活态性水平提升存在多因素性，在单因素必要性分析中，所有变量均难以单独构成增强传统村落活态性水平的必要条件。③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提升存在4类因素组合路径，分别为经济驱动提升型、旅游驱动提升型、资源-交通协同提升型、环境-治理协同提升型，为传统村落因村制宜构建差异化的保护利用方案提供了方向。未来，从“活态保护、活性传承、活化利用”逻辑出发，为湘西地区古村落焕发新生机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随着城市化、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老漂族”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逐渐成为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点。文章以合肥为研究案例地，基于“老漂族”的日常社交与休闲活动行为视角，构建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评价“老漂族”城市融入水平，进而探究其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老漂族”城市融入行为具有“老龄”和“流动”双重特征，社交时长较短，社交关系深度不高，休闲行为呈现高频次、短时耗、短距离等特征；②“老漂族”城市融入总体水平一般，各维度融入水平不均衡，社交行为融入、休闲行为融入以及城市融入意愿水平相对较高；城市认同和文化融入方面的融入水平一般；制度融入和经济融入水平较低；③户籍、年龄等个人条件限制了“老漂族”城市融入；学历、居住条件和代际支持等因素对“老漂族”城市融入具有正向影响；融洽的社区关系、适宜的休闲活动和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有助于增强“老漂族”的融入水平。

本研究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估计、全局莫兰指数等方法探究中国文旅类PPP项目的空间特征，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空间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文旅类PPP项目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分布的异质性突出，总体呈“东多西少、东密西疏”的空间格局。②在全国尺度和七大地理分区尺度下，项目分布均具有非均衡性。③空间分布呈现层级化多核扩散结构，即“双核心区-环核延伸群-片状集聚区”的分布格局。④文旅类PPP项目空间分布存在正相关性，呈现热点区分散分布、冷点区集中分布、冷点和热点区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⑤文旅类PPP项目空间分布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文旅资源禀赋是文旅类PPP项目空间分布的资源依托，其影响最为显著；地方政府PPP治理能力通过影响项目的发起和实施塑造其空间格局；地方政府相对紧张的财政状况成为项目发起的直接诱因；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因素综合作用，对文旅类PPP项目的空间特征产生长期深层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