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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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地理学

秦大河, 张国友, 宋长青, 金凤君, 薛德升, 杜德斌, 陆玉麒, 苗长虹, 葛岳静, 吴志峰, 刘建忠, 张振克, 刘云刚, 宁越敏, 效存德, 王荣成, 陈俊华, 李娟, 胡志丁

2020, 29(1): 1-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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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理作为中国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特指研究中国以外区域或国家的地理学科，是中国特有的学科分类现象。中国地理学的这种内外有别的思想对世界地理发展危害甚大，至今都难以消弭。忽视世界地理研究，就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虞。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繁荣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机制，打造一流世界地理学科，服务国家重大国际战略需求，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百余人齐聚一堂，探讨中国世界地理学科发展之路。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地理学是国家发展的法宝，是立国之本。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为中国地理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赋予地理学特别是世界地理学学科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为此，须充分发挥地理学科的优势和特长，紧跟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树立全球眼光，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把自然与人文结合起来，面向可持续发展，团结国内各相关单位，进行跨学科研究，提升世界地理学科为二级学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地理学理论体系、逻辑框架和学科范式，提升中国地理学科，特别是世界地理学科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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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霍芬的中国考察及其当代人文-经济地理学价值刍议

张晓平, 高珊珊, 陈明星, 刘卫东

2020, 29(1): 8-1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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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打开了近代西方国家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窗口,他命名的“丝绸之路”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认同并沿用至今。国内学界对李希霍芬学术贡献的评述聚焦于他对中国地质和地球科学的贡献，但对其研究成果的人文-经济地理学价值尚缺少深入的总结。本文分析李希霍芬到中国考察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以《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为基础文献，梳理李希霍芬于1868~1872年间在中国的历次考察路线和主要考察内容，以及与中国古“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察计划；从当代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总结分析了李希霍芬对中国研究的学术价值和贡献，如区位分析、“联系”与“流”的分析、农业地域差异分析、人地关系分析、制度与文化因素分析等；最后提出李希霍芬在中国的考察研究对当今“一带一路”建设研究及人文-经济地理学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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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合作比较研究

王海燕

2020, 29(1): 18-29.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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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五国是我国西出的首站，是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国家，中国与中亚的贸易投资合作直接关系到我国地缘经济空间的拓展，对“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本文从地缘经济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运用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比较了中亚五国经济总量的发展变化，中亚五国的贸易环境及其与中国贸易的成效，以及中亚五国的营商环境和中国对中亚各国投资的成效。主要结论如下：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环境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仍需得到进一步改善；中国对中亚不同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呈同向发展的趋势；中国与中亚国家正在形成能源资源进口与民用品出口的格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不平衡，呈现出国别差异较大、个别行业分布过于集中的特点，可能会加大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投资的风险。为进一步提升双方合作，提出以下建议：提高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因国施策，进一步发挥各方潜力，扩大贸易投资规模；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鼓励双向投资，提高贸易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与中亚共同构建更加合理的区域贸易投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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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对华投资动机与地方区位要素禀赋耦合关系研判

王成, 王茂军, 樊立惠

2020, 29(1): 30-42.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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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国内外区位条件与企业战略和投资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与区位选择的基础理论，初步判断了近期日本对外投资动机的结构特征，对比日企在华投资的主要动机及其演化趋势，并引介物理学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从我国整体要素环境的时序演化和主要省份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两个层面，讨论日企自述投资动机与我国显示要素禀赋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此探究日企在华投资动机与我国区位因素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判别不同省市能否充分发挥自身要素禀赋，吸引相应体量的日资企业入驻。研究发现：①日本对外投资动机持续转型调整，海外生产销售网络构建和市场开拓，仍是日资企业在各地区入驻的首位动机，而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指向型的OFDI，则让位于架构全球生产销售网络、实现在地内部化并强化区域一体化功能的资本输出。②日本对华投资动机向海外生产销售网络构建、产品设计研发、区域一体化功能提升等方面升级调整，投资动机结构开始向发达国家的结构类型靠拢。日企在中国内部投资动机结构的层级性特征，响应各省市的现实体量和职能结构，投资动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呈现由多元化向单一性的过渡。③我国传统生产要素对日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逐渐弱化，价值链顶端环节的要素禀赋对日资的引致作用愈发明显；日企自述投资动机与各省市显示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程度各异，据此将中国15个日资集聚的主要省市划分为拮据协调、拮据勉强协调、拮据濒临失调、拮据失调、低水平耦合失调五种类型，以期为各省市充分发挥显示要素禀赋，多渠道拓展对外开放路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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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的演变分析

张良兵, 骆华松, 洪菊花, 陆好健

2020, 29(1): 43-51.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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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和印度包围之中，由于历史原因，其经济、政治、军事等长期受到制约。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印近年来领土和国际政治问题的冲突与分歧，尼泊尔正在成为中印新的角力场。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地缘影响力模型进行演变格局分析与趋势预测，并加入世界环境和区域环境两方面影响因素，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预测中、尼、印三国未来战略行动方向。综合以上分析发现：1）2000年—2016年，中国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较于印度对于尼泊尔地缘影响力上升趋势明显，预计在2022年至2023年中、印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达到平衡。2）硬实力是中国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上升的关键因素；软实力和交流互动力是未来中国增强在尼泊尔地缘影响力的发展因素；地理环境是中国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发展的制约因素。3）未来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性合作战略，印度形成对中国遏制性防范战略，尼泊尔维持被动性中印平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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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海上战略通道的新动向、动因及影响

梁甲瑞

2020, 29(1): 52-62.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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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印度洋沿岸的国家，随着2015年《确保海洋安全：海洋安全战略》的出台，印度进一步拓展了海上战略通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重视南太平洋海上战略通道、拓展大西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重视北极地区这一新航道的价值。究其原因，印度追求大国地位、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需要以及保障能源进口多元化是其拓展海上战略通道的主要动因。印度对于海上战略通道的拓展一方面将加剧大国对于海上战略通道的争夺态势，另一方面，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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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极科技外交论析

张佳佳, 王晨光

2020, 29(1): 63-70.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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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北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北极科技外交往往是各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起点和实现北极利益的先导。中国也概不能外，北极科技外交对保障北极科研装备、提高北极认识水平和促进北极资源开发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回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历程，北极科技外交是其中的主要线索和核心内容，现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作为域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北极科技外交还面临着缺乏顶层设计、政策和资金支持不足以及若干国际因素的掣肘。对此，中国应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和完善运行机制、扩展北极科技外交的广度和深度等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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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ELT：感知全球社会动态的事件大数据

沈石, 宋长青, 程昌秀, 高剑波, 叶思菁

2020, 29(1): 71-76.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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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解析国家间政治关系及其演化过程是开展地缘关系研究的重要基础。从大数据的角度开展地缘关系研究为该领域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国家或区域的局部政治倾向数据无法为地缘关系研究提供全面和翔实的数据支撑。论文介绍的一个全新的事件数据库GDELT(Global Database of Event, Language , Tone)，它在诸多方面弥补了传统数据的不足。该数据不仅详细记录了全球范围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内容以及参与者信息，而且系统地对事件进行分类和评分。本文从数据内容、事件评分和分类体系三方面详细介绍GDELT数据，并总结了该数据的优势和潜在研究方向，以期为我国地缘关系研究等领域提供帮助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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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区到市郊：二战后联邦政府主导下的美国郊区化运动

吴小凡, 林广

2020, 29(1): 77-85.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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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为解决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美国联邦政府一方面继续鼓励发展郊区住宅，如为退伍军人制定优惠贷款政策、修建州际高速公路，另一方面发起了城市更新运动，试图通过拆除城市中心衰败社区来改善居住环境，为城市中心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然而，这些政策在推动郊区化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中心的衰落。这些政策的实施，既塑造了战后美国城市面貌，也对诸如城市暴乱、社会分化等问题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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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水平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毛炜圣, 钟业喜

2020, 29(1): 86-95.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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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数据”的出现为研究城市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兴趣点（POI）和位置服务（LBS）的地理“大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尝试探讨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武汉、南昌和长沙中心地位突出，城市群边缘形成片状活力“洼地”的空间格局；②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耦合关系，低度耦合城市少，较高度耦合和高度耦合城市较多；③高校资源、经济密度、基础设施水平和信息化程度4个因素是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的主要因素，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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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尺度效应研究

王璐, 袁艳斌, 董恒, 黄解军, 黄鹏, 张城芳

2020, 29(1): 96-103.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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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对城市规划设计和土地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研究尺度的选择是其必不可少的部分。本文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选取聚集分散指数、斑块类型指数、形状指数三种类型指数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进行分析，同时引入层次分析法，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及其响应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景观破碎程度增大，景观分布越来越分散，景观异质性减小，斑块之间连接度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建立最佳尺度选择模型，并基于分型理论对最佳尺度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最终得出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为6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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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乌鲁木齐多民族聚居的

居住格局演变, 董晔, 柳雨杉

2020, 29(1): 104-111.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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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典型多民族聚居城市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区域，利用指数分析法并文中利用Arc GIS软件，从城市、市辖区和街区三个尺度分析人口最多的三个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的居住格局演变历程。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目前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天山区和水磨沟区，哈萨克族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市南部，回族在头屯河区和城市北部较为聚集。通过居住空间分异指数计算得出，1990~2000年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的分异指数均有所上升；2000~2010年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分异指数上升，回族分异指数下降；2010~2016年分异指数均有所下降，以上分析为当前多民族聚居城市的管理和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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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张荣天, 李传武

2020, 29(1): 112-119.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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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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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童彦, 潘玉君, 张梅芬, 许路艳

2020, 29(1): 120-129.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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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城市化质量与土地城市化质量两方面，构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2007~2016年相关数据为支撑，定量计算云南省多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度、综合发展指数和协调发展度，并根据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标准对研究时段内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类型和对比类型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协调状态进行评估；同时在GIS技术支持下，分别以2007年和2016年为时间节点，揭示不同时段云南省各市（州）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与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从时间序列特征看，云南自2010年起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土地规模扩展过快，存在造成空城的风险；城市化水平总体发展趋势良好，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趋势良好，逐步进入协调阶段；从空间格局特征看，呈现以昆明为中心，从中部“协调型”逐步转变为边缘“失调型”的空间格局；土地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少，且集中分布于滇中和滇西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多，广泛分布于滇东、滇西、滇南和滇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各市（州）协调发展状态分属协调阶段、磨合阶段和失调阶段，协调发展对比类型空间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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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企业数据的中国汽车物流网络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宗会明, 吕瑞辉

2020, 29(1): 130-139.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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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活动及其空间组织是经济地理和交通地理共同的研究话题。本文基于汽车物流企业数据，选取137家典型汽车物流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城市网络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汽车物流组织网络的等级结构、空间分异和空间联系特征，并进一步应用回归模型，探讨汽车物流企业在区域尺度的空间分布及区位选址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尺度的中国城市汽车物流组织网络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型等级结构，可将其划分为全国性、区域性、次区域性、地方性枢纽城市和普通型城市五个等级；各节点城市组织能力空间分布不均，非均衡化发展特征明显，形成由东部沿海3个核心区和中西部2个高值区所构成的“3+2”空间分布格局；节点城市间基本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广州、北京、重庆、武汉城市间联系为骨干链条的密集联系网络，其核心网络结构与中国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构成的“T”字型空间结构相吻合，网络联系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由城市群向周边地区递减的趋势。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汽车物流市场需求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区域尺度的中国汽车物流组织网络布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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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工业CO₂排放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韩媛媛, 皮荷杰, 时泽楠, 吕儒云, 廖剑宇

2020, 29(1): 140-14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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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京津冀地区工业CO₂排放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5—2016年数据对北京、天津、河北和京津冀地区工业能耗CO₂排放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技术分析能源结构、能耗强度、固定资产投资、轻重工业比值和规模以上工业平均用工人数对京津冀地区工业能耗CO₂排放量的影响作用大小。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京津冀工业碳排放强度均为递减趋势。其中，河北最大，天津次之，北京最小；人均碳排放北京呈递减之势，天津和河北在波动中上升。②京津冀工业煤炭类CO₂排放占总排放量的主导地位是由河北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的。③能源结构对京津冀、天津和河北的CO₂排放影响最大，其次是轻重工业比值；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数对CO₂排放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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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的耦合协调态势及其动力机制

陆保一, 刘萌萌, 明庆忠, 刘安乐, 李婷

2020, 29(1): 148-158.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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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和消费升级带来旅游消费市场新需求的大背景下，研究旅游与交通的耦合发展关系对于促进二者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协同发展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发展指数、重心模型及耦合协调模型对2000—2016年全国31个省区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的重心耦合动态及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综合探究，并结合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重心总体呈现出向西南方向迁移的态势，且二者重心迁移的空间重叠性显著升高，迁移方向也趋于一致，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耦合性特征；2)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渐趋提升，均衡化发展态势日益显著，其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特征；3)耦合协调度空间发展差异的省际非均衡性较为明显，其空间格局经历了由“分散型斑块状”向“集聚型散面状”的演化过程，呈现出东高西低的“三级阶梯状”分布态势；4)科技信息驱动力、经济驱动力、市场驱动力及政策调控驱动力对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各因素与各种驱动力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推动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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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创新产出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张建伟, 梁常安, 黄蕊琦, 李萌萌

2020, 29(1): 159-16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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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1986—2016年中部地区创新产出的时空差异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部地区区域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在2006年前增加缓慢，其后开始明显拉大，2010年后急剧增大，相对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下降、缓慢上升、波动上升三个阶段；2）1986—2016年中部地区创新产出空间格局大致稳定，创新产出表现突出的区域主要是省会城市；3）在1990年、1998年和2006年中部地区的创新产出空间集聚性不显著，在2016年中部地区创新产出开始呈现出正相关性空间集聚性，基本形成以安徽省部分地市为中心的“高-高”集聚地带；4）空间关联、集聚效应、创新联系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中部地区地市创新产出差异较大；5）经济状况、传统基础设施及FDI对创新产出作用较大，通讯基础设施和集聚互动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一般，而教育水平对产业的需求因素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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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食源性疾病的地理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若宇, 黄柏石, 潘卓林, 刘晔

2020, 29(1): 168-180.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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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2—2017年全国《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刻画中国居民食源性疾病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并采用空间滞后面板回归模型（SLM）和时空地理加权模型（GTWR），识别影响食源性疾病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其变化。结果表明：（1）中国食源性疾病分布具有不均衡性，总体趋势为集中分布于南部以及沿海地区，五年间集中区已出现明显的向北移动的趋势；（2）中国食源性疾病事件数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五年间空间集聚下降。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而低-低类型区集中分布于中国北部。2011—2016年，中国食源性疾病变化趋势与空间分布特征类似；（3）空间滞后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食源性疾病事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突发环境事故的增加将使得食源性疾病增加，而政府财政投入、居民教育水平、城镇化、环境质量的提高将使得食源性疾病减少。除居民教育水平外其余变量也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4）时空地理加权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食源性疾病的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差异。地区人口密度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东向西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对食源性疾病的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减。居民教育水平提高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中部向东西逐步加大。城镇化率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减。环境质量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增；突发环境事故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中部向东西加大；年平均气温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南向北减小；年平均降雨量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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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家——中国游客共享型住宿的入住选择与体验研究

陈瑶, 刘培学, 张建新, 向长昭, 唐璐

2020, 29(1): 181-191.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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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理念的普及和游客对旅游体验的个性化要求，使得旅游共享住宿成为旅游业的重要领域和研究热点。以入住过共享型住宿的中国游客为研究对象，收集在线旅游平台携程网的942篇全球入住游记，形成17万字的研究文本。通过词频词性分析、语义网络分析等内容分析法，探究了中国游客的入住选择因素、体验感知和满意度评价。研究发现，游客选择共享型住宿有较强的求新求异动机，其决策选择是着重考虑性价比、区位等之后的理性选择。游客通过与房东的互动，在这个住宿空间中“家”的感觉和异域新奇体验交织，使其舒适和个性需求得到满足，整体呈现了较高的满意度。最后，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享型住宿的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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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空间演化过程与机理研究

杨洋, 蔡溢, 周秋文, 杨红梅, 吴沛丽, 殷红梅

2020, 29(1): 192-201.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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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空间结构急剧变迁。研究基于社会空间“物质性与精神性” 的统一，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综合遥感解译分析、GIS空间分析及定性分析等方法，揭示了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空间演化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①西江苗寨空间形态和功能演化规律与旅游发展线性相关，整体呈现抱团集聚、垂直分异与旅游异质性的特征；村寨从生活自居空间转化为多元势力协商的空间，并逐步演化为以旅游为主导的混合型空间，内部差异显著。②村寨社会空间演化动力源于利益主体对空间资源的占据和生产的“推力”以及游客对异质文化的诉求的“拉力”叠加。③“空间实践、空间再现以及再现的空间”的生产逻辑成为村寨社会空间演化机理。④旅游影响下村寨社会空间演化呈现非均衡性实践特征，权利-资本空间“簇”和“柱”形成，但村寨精神文化空间仍就稳固。该研究为后续社会空间物质性与精神性转换关系、路径以及机制提供一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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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赛者刺激感知对赛事忠诚度的影响研究

陈希, 孙嘉, 赵彤

2020, 29(1): 202-213.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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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感知是衡量观赛者对大型赛事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以往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以澳门格兰披治赛车为例，研究观赛者对大型赛事刺激感知因素的影响机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模型检验与调节作用分析，同时将样本按观赛者来源与参与次数进行多群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赛事独特性感知、社会互动和知觉拥挤对赛事刺激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赛事独特性感知对赛事刺激感知的影响强于社会互动和知觉拥挤，观赛者的赛事刺激感知正向影响游憩满意度，并与游憩满意度均正向影响赛事忠诚度；（2）期望差异因素作为调节变量进行交互项强化作用检验，结果显示赛事刺激感知对游憩满意度和赛事忠诚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影响；（3）多群组比较分析表明不同类型观赛者在赛事独特性感知、社会互动、知觉拥挤对赛事刺激感知，赛事刺激感知对游憩满意度和赛事忠诚度，游憩满意度对赛事忠诚度之间均具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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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王东琴, 李伟, 岳洁

2020, 29(1): 214-222.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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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旅游扶贫对于改善民生，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是云南省贫困人口的主要集聚区，地理环境复杂，贫困问题严重，脆弱性突出，贫困具有长期性特征。本研究以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的典型代表巍山县为例，结合当地贫困农户和县、乡、村各级扶贫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对巍山县扶贫及旅游扶贫工作实践及成效进行研究，总结评价“巍山经验”，在综合分析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贫困问题特殊性的基础上，从“多元主体参与”和“产业融合”两方面来探讨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问题，总结出了“乡村生态农业模式”、“旅游+特色小镇模式”、“O-RHB模式”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模式”四种旅游扶贫模式，通过本研究以探索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开发实践的有效路径，推动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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