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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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演化及影响因素

周锐波, 陈依楠, 覃远红

2023, 32(6): 1-13.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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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和商品贸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实力的直接体现。本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选取2003、2008、2013和2018年四个年份构建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分析总结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发展情况、网络结构特征及发展演化趋势。文章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技术差距理论和多维邻近性关系分析视角，采用QAP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经济、技术、文化、地理和制度等因素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量不断增加，网络规模不断扩大，贸易联系日趋紧密。（2）贸易网络出现中心极化现象，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和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三团聚核”的网络结构，呈现跨洲大国贸易和地区邻近贸易的双重特点，以及“轴辐式骨干网络”和“放射状区域网络”双网叠加并存的发展态势。（3）两国/地区技术差距、经济差距对商品贸易起正向促进作用，地理距离、语言差异和制度差异对商品贸易有抑制作用，但抑制作用呈减弱趋势。本文的贡献在于探讨了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其演化趋势，并从动态演化和关系视角探讨了商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和商品贸易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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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格局下中国关键有色金属资源贸易格局和竞争力分析

徐美娟, 许礼刚, 袁梦洁

2023, 32(6): 14-2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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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有色金属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资源，可为各国抢占全球经济制高点、提升创新能力提供竞争砝码。为了探究关键有色金属资源产业链贸易格局，明确其在不同阶段的竞争优势，本文以钴为例，根据UNComtrade数据库中钴矿、钴氧化物、电解钴和钴酸锂的贸易数据，构建2002—2020年全球钴产业链各阶段典型产品贸易有向加权网络；使用贸易总额和市场集中度指数，分析全球钴产品贸易总体格局的演化趋势；从典型国家的竞争地位、贸易过程中的国家影响力、贸易渠道结构特征三维度分析中国与其他典型国家在全球钴产业链上的竞争力。结果发现：（1）发达国家（地区）更重视钴产业链下游产品；（2）钴整体贸易有逐渐回暖趋势，钴氧化物和钴酸锂依然是各国贸易的重点；（3）中国较依赖从刚果（金）进口钴矿和钴氧化物，可能面临钴矿和钴氧化物短缺风险，且中国钴产业竞争力仅次于美国；（4）美国、德国等国更重视贸易中介控制能力和出口结构分布。在此基础上，提出应重视供应端的多元化、构建全球钴产品贸易风险评估体系、加快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以及政府牵头缓解企业投资压力等建议，以适应内外部环境演变，提高中国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对关键有色金属产业链的掌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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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演化分析

祝孔超, 赵媛, 夏四友, 夏启繁, 崔盼盼

2023, 32(6): 28-38.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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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研究有助于加强沿线国家在石油产品贸易上的合作。以石油产品为研究对象，运用复杂网络分析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化，并揭示其与原油贸易网络的异同。研究发现：（1）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是“核心-边缘”式的小世界网络，呈现规模扩大、紧密性提升、结构日趋复杂的特征，且这些特征比原油贸易网络更显著；（2）石油产品贸易空间不均衡性显著，呈现出新加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枢纽节点辐射，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等枢纽节点辐合为主的空间形态，枢纽节点地位日益强化；（3）石油产品贸易网络社团逐步聚拢，演化成以俄罗斯、新加坡和中东国家为核心的三大稳定社团，中国逐步“脱俄入新”。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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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缘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曹开臣, 胡伟, 葛岳静, 富宁宁, 胡志丁, 李灿松, 叶帅, 胡渊

2023, 32(6): 39-50.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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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环境要素出发，解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MSR）沿线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缘经济文化环境、地缘政治环境、交通环境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发现：①MSR沿线地理环境要素异质性显著，资源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需求错位，这为中国与MSR沿线国家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奠定基础。②MSR沿线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碎片化特征，有利于推动中国主导的区域生产网络整合、升级和打造开放平衡的经济体系。③作为“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对抗争夺的前沿和不同政治体系国家地缘政治博弈的战略性地区，MSR沿线地缘政治环境态势严峻。MSR沿线复杂的大国博弈对中国形成遏制与威胁，破碎又脆弱的地缘环境成为中国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来源。④以中国为联通中心的MSR航运网络已初步形成，MSR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升了中国海上通道的安全性。美国对MSR沿线多数海运咽喉和战略支点的军事控制以及美日印澳“四国联盟”的干预，对中国航运安全、能源安全、军事安全形成军事威慑和掣肘。为更好地推进MSR建设，中国应深化同MSR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同沿线地区大国的政治与经济合作，加快新的互联互通大通道建设，构建地缘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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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2015年泰国-老挝边境地区自然林减少及其转换特征

李鹏, 冯京辉, 肖池伟, 李霞

2023, 32(6): 51-62.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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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合作已经或正在驱动国家间边境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但其互动关系（如影响-响应）定量研究仍显不足。利用美国国际开发署SERVIR-Mekong项目土地覆被产品，基于ArcGIS研究了泰老两国边境地区1987—2015年自然林减少及其向农田和种植园的转换过程与特征。结果表明：①泰老边境地区近30年自然林（含森林与混交林）减少3.18×10⁴ km²。其中，泰国一侧以农田转换为主，减幅72%；老挝一侧以种植园转换为主，减幅超2/3强。②2000年前后（1999—2003年）边境两侧自然林减少最为显著，占比2/5，且集中发生在边境城镇（万象）或口岸（泰国清孔、廊开口岸）地区。③泰老边境两侧森林/混交林减少量距国界越近规模越大，趋边性明显。其中老挝一侧因农田扩张的森林/混交林毁林、因种植园增加的森林转出尤甚；而泰老两侧因种植园转换的混交林毁林则表现为强趋同性。④因农田扩张造成的森林/混交林减少集中在泰老边境两侧45 km以内，而种植园扩张引起的森林（13 km以内）较混交林毁林趋边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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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以来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边境战略行为分析

张茜茜, 阎建忠, 吴仕海

2023, 32(6): 63-76.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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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印度的边境战略对中国制定合理的对印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的研究难以解释在中印综合实力悬殊条件下，印度为何一直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衅和蚕食，很难为未来中国调整对印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在构建国家边境投射力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选取乾隆时期、清代末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2000年以后的近期为时间节点，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调研，解释不同时期喜马拉雅山脉两侧主要政治实体的边境战略行为，以史为鉴，为中国调整对印边境战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①国家边境投射力是政治实体选择边境战略的重要依据，综合国力、牵制力量、地缘距离和经贸往来是影响国家边境投射力的主要因素。②中国综合国力强盛，没有受到牵制力量的羁绊时，国家边境投射力投射强度增加，成为喜马拉雅地区边境战略行为中的强势方；反之，则会成为弱势方。③基于国家边境投射力分析框架，提出中国对印边境战略调整的方向，即评估中印两国的国家边境投射力变化、重视外部牵制力量、加强中国国家边境投射力的投射强度、推动边境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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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邢赟, 魏国恩, 张振克, 刘柄麟

2023, 32(6): 77-86.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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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对非合作的重要伙伴。除以约翰内斯堡为中心的豪登省之外，南非经济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分析南非沿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可为中南高质量合作提供借鉴。结合遥感数据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量方法，对2002—2018年南非沿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及区域内各省区可持续发展差异进行长时段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与分析。研究发现：（1）2002—2018年各区域压力、状态、响应因子值总体呈上升趋势；夸祖鲁-纳塔尔省与东开普省压力因子值高于其他地区；各区域状态因子值保持相对稳定，但西部沿海的纳马夸区与其他省份差异显著，状态因子值不到其他省份的1/2；响应因子中纳马夸区与西开普省等西部沿海地区提升最为显著，区域差距逐渐缩小。（2）2002—2018年南非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从0.460增加到0.529；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不断缩小，东开普省、夸祖鲁-纳塔尔省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排名靠前，可持续发展水平呈不断提升的态势。南非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潜力巨大，东开普省、夸祖鲁-纳塔尔省或可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南合作中的优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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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区域创新一体化与地方化的关系探究

宓泽锋, 傅竞萱, 项煜辉, 朱振宁, 邱志鑫

2023, 32(6): 87-9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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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是地区间竞争的重点领域，而区域一体化进程深刻影响着地方化的重构，区域创新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会对地方化产生何种影响是经济地理学者需要回答的问题。以长三角新材料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典型代表，本文从IncoPat专利服务网站获取发明专利数据，对2000—2017年合作研发与专利转让网络中技术创新一体化与地方化的关系进行探究，主要结论如下：（1）空间结构上，两类网络中区域一体化程度与地方网络强度的空间格局高度相关，均呈现以“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组成的“Z”字形区域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2）技术创新一体化的推进能够促进地方网络强度的提升，而一体化与地方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这一方面肯定了新兴产业领域技术创新一体化对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说明早期的产业创新一体化中去地方化作用占据主导；但至一定程度后，高质量一体化进程能够倒逼地方新兴产业创新网络加速发展，并且一体化程度高的地区可率先发挥虹吸效应，利用外部资源推动再地方化进程。（3）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一体化进程是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交织的过程，地方借助一体化力量重塑地方产业创新网络特性成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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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城市精明发展的时空格局与障碍因子诊断

马慧强, 刘嘉乐, 席建超, 王清

2023, 32(6): 98-10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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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精明空间建设、精明要素配置和精明福利绩效三个方面构建城市精明发展指标体系，测度并分析2008—2018年京津冀地区城市精明发展水平的时空表现，最后利用障碍度模型揭示阻碍京津冀各城市精明发展的因子。主要结论如下：（1）京津冀地区城市精明发展水平较低，研究时段呈微弱的波动下降趋势，存在提升空间；（2）从城市精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看，以北京、天津为高水平的双核心趋势明显，呈现由中心向四周波动递减的态势；（3）从京津冀整体障碍度表现来看，精明福利绩效占比最大，精明空间建设次之，精明要素配置最低；（4）不同城市精明发展的障碍表现各异，其中北京、天津两城市的障碍因子主要集中在精明福利绩效，河北省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主要核心区域，精明空间建设和精明要素配置是其省内多数城市的障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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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居民休闲出行的沈阳市公园绿地与居住地的匹配性研究

马丽亚, 修春亮

2023, 32(6): 108-118.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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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沈阳市居民周末及节假日到公园绿地进行休闲活动的出行特征为基础，借助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人均绿地区位熵、不一致指数分别测度居民到公园绿地的可达性、资源分配公平性以及与居住的空间匹配性，综合探讨公园绿地配置的合理性，有助于完善公园绿地功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表明：①沈阳市居民到公园绿地进行休闲活动的平均出行距离具有圈层递增的态势，居民到公园绿地多呈现就近出行的特征；②可达性高的公园绿地在三环内呈东西分布，可达性低的公园绿地分布在三环内南北方向以及环路周边，公园绿地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③城市中部南北方向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不公平，居住与公园绿地功能存在空间不匹配现象，中部居住地内可适当建设公园绿地，以保证居民的公园休闲活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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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OI数据的南京市便利店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包振山, 陈智岩

2023, 32(6): 119-130.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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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作为城市零售商业的主要载体，其合理的空间分布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畅通经济循环至关重要。基于南京市POI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有序多分类Logistic等研究方法，探讨南京市便利店空间分布特征及区位选择成因。研究发现：（1）南京市便利店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一主多副”的不均衡发展格局，集中分布在江南主城区，小范围聚集在江北新主城区，低密度零星分布在副城区；（2）基于道路格网单元、地铁站点的便利店热点区分布与识别，发现便利店沿道路分布特征明显，与地铁站点相平行分布特征突出，但在不同站点的分布差异较大；（3）各品牌便利店的空间集聚特征表现不同，但与各自的品牌定位、经营战略等基本吻合，与城市商圈布局相得益彰；（4）交通、人口、租金等因素影响便利店的空间分布，且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可为优化商业网点空间布局及商业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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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视角下侨乡文化的动态建构研究

陈蕊, 刘逸, 杨锡铭

2023, 32(6): 131-141.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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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尺度的视角，以广东传统侨乡潮州市大吴村修德善堂在改革开放后重建并发展至今的历程为案例，解析侨乡文化的动态建构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研究使用深度访谈、文本分析和实地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大吴善堂在海外华侨华人的帮助下通过强调地方意义得以重建、以加强以神缘为基础的海外善堂文化联系实现发展、最终在兼具本地慈善和跨国宗教功能的情况下建立跨国善堂文化网络独立核心地位的过程。研究发现，以大吴善堂为案例的侨乡文化在“海外-国家-地方”等多尺度行为主体的互动下不断进行重构，多尺度互动塑造了特定时空下侨乡文化的尺度表达特点。大吴的案例展现了多尺度行为主体互动的内涵和机理，展现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利用兼具地方性和跨国性的侨乡文化资源、促进人文交流的方向，也补充了现有侨乡研究中尚未充分讨论的多尺度互动对侨乡文化尺度表达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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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依附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化限制性分析

叶仕安, 杜芳娟, 吴克华, 庄淑蓉, 刘宇炫

2023, 32(6): 142-156.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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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的探讨较少从文化方面深入分析。本文在建立文化限制性因素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贵州省施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依附型社区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1）景区依附型社区参与旅游并非呈线性发展，遗产地社区20余年来的旅游发展经历了“搭便车”参与、中期的自发组织性参与到目前发展陷入困境等阶段；（2）依附型社区参与旅游的阶段性发展困境中，文化限制性因素尤为突出；（3）遗产地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变化是由地方的社区参与意识、社区参与能力、社区参与领导力、社区参与凝聚力以及社区参与集体行动力等若干文化限制性因素所致。研究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状况的深入评估，为分析文化限制性提供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框架，对乡村旅游发展、地方政府旅游政策的制定以及“乡村振兴”等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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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研究

王弘儒, 秦文晋

2023, 32(6): 157-166.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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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作为一种“亲农性”的知识产权，具备品牌价值和文化价值，对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独特作用。本文基于ArcGIS平台描述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分布和空间变化趋势，利用标准差椭圆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集聚特征。研究发现：（1）水果类地理标志产品占比最高，花卉和工艺品地理标志产品占比较小，农产品地理标志是地理标志产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地理标志产品分布最多的省份是山东，水果类地理标志产品注册数量最多的省份是山东和新疆，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在东-西方向呈现出较为平滑的弧形分布态势，在南-北方向上呈现出明显的倒U形分布态势；（3）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茶类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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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认同与溢出：广州老年学习型空间的情感地理研究

郑玉萍, 买欣, 王敏

2023, 32(6): 167-180.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3.06.202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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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学习型空间作为集合体呈现了老年人在空间的日常生活、舞台展演和社会交往的社会文化意涵。本文以广东省老干部大学作为主要研究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参与老年人课堂内外的学习与社会交往生活，以情感地理视角将老年学员的空间感知解构为认知、认同和溢出三个情感阶段。研究认为，学习场所不仅是实质性的空间，更是围绕“社区”“情感”产生特殊社会联系与归属感的空间。老年人通过学习场所积极的空间投射重新自我定义，“参与学习”的环境氛围触发老年人充满活力、年轻的积极情绪，空间的社会网络同样为老年人提供亲密感、归属感的情感支持，积极的地方认同与社区意识成为稳定手段作用于空间建构，产生抵抗消极老龄化的良性溢出效应。本文为情感地理研究视野下解构学习型空间提供了现实案例支撑，并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活跃的行为主体，为构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提供经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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