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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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理结构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军力设计

杜德斌, 段德忠, 夏启繁, 曹宛鹏, 马亚华, 刘承良

2021, 30(4): 667-684.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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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阐明世界地理结构在大国战略制定及军力设计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助于认识中国全球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地缘安全风险和机遇。由于世界陆地、人口和经济活动相对集中于东半球特别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大国逐鹿的中心舞台。美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欧亚大陆上的霸权国家，一直把防范欧亚大陆上出现区域性霸权作为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本文从世界地理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的角度，分析东半球尤其是欧亚大陆孕育世界大国和人类文明的地理优势，解析美国的地理区位对其早期崛起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地理条件下其全球战略的形成，并重点探讨美国基于防范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的全球军力设计。文章最后指出，在中美战略博弈中，位于欧亚大陆东缘的中国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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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区域友好关系和企业全球化的知识管道构建

胡晓辉, 梁陈岑

2021, 30(4): 685-695.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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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中的“本地蜂鸣-全球管道”模型解释了本地企业如何通过长期互动学习，逐步形成有利于企业全球化的重要知识俘获渠道。中小企业因自身能力和国际化经验的缺乏，往往会规避时间成本和风险，另辟蹊径地实施国际化战略。本文以浙江省和德国石荷州国际友好关系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和对利益相关人的深度访谈，对该关系框架下浙江中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知识俘获机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国际区域友好相关机构扮演着“知识守门员”角色，为双边中小型企业的全球化提供准确的、高效的和定制化的信息。②国际区域友好关系推动基于政府担保的、多方参与的“全球蜂鸣”空间形成，使得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得社会、认知和组织临近，以此俘获“走出去”的关键知识；③国际区域友好关系为两地搭建一种新型的“全球管道”，有利于形成面向“精准全球化”的动态蜂鸣社群。本研究强调：地方政府主导的国际区域友好关系是中小企业“全球管道”构建的重要制度平台，这种“全球蜂鸣-全球管道”知识动态模式是对传统“本地蜂鸣-全球管道”概念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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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科技产业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潘峰华, 刘宇帆

2021, 30(4): 696-70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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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通过金融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深层次融合，深刻改变着金融业的运作模式。当前，金融科技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的前沿和关键领域，其发展也正在重塑全球和地方的金融格局。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广泛关注，本文系统总结了金融科技产业在不同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梳理了影响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总体而言，在全球范围，亚洲和北美洲在金融科技领域发展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崛起对全球金融格局影响深远。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源地，同时科技中心城市也成为金融科技发展的新摇篮，两者共同决定了金融科技产业的地理格局。在城市内部，金融科技产业呈现出集群发展的态势，往往围绕现有的大型金融或科技企业集聚，或者依托加速器和孵化器发展。各级政府的推动进一步加速了金融科技产业集聚区的形成。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的监管环境以及扶持金融科技的产业政策是影响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最后，本文从区域发展的视角提出了促进金融科技产业集聚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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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NA的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机理研究

赵蕾, 韦素琼, 游小珺

2021, 30(4): 708-720.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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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TC公布的2001、2007、2013年和2018年贸易数据，构建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总量增幅较大但增速放缓，贸易地区高度集中且贸易重心向发展中经济体偏移，但未出现明显“多极化”趋势；网络成员间联系渐趋紧密，中心性位居前列的成员基本稳定但整体地位下降；子群内部成员变动较大，尚未出现明显的派系林立现象；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核心区与半边缘区内发达经济体地位下降，东亚与东南亚部分经济体的地位上升；中国大陆在网络中已占据重要位置，但中心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尚未形成稳定的“朋友圈”。（2）经济规模差异、技术差异、文化差异、劳动力数量差异、陆地接壤对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具有较大程度的正向影响，地理距离与物流绩效差异显示较小程度的显著负向影响，需求差异近年来具有较小程度的显著正向影响，制度差异未产生明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要素禀赋理论与技术差距理论对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特征有较好的解释力，需求相似理论的解释力比较有限，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兼具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贸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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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缘政治学视角的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相互关系解析

闫晓燕, 武友德, 曹洪华

2021, 30(4): 721-731.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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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地区面临着因缅甸内战和毒品经济产生的跨国影响而形成的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通过文本分析法，本文聚焦缅甸内战和毒品经济，在分析缅甸内战历史和现实致因、缅甸毒品经济起源与发展的基础上，从地缘政治学视角，揭示了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之间的相互关联。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缅甸内战状态下的毒品经济为何在缅甸蔓延？毒品经济又如何加深缅甸内战并阻碍内战的终结？缅甸内战与毒品经济相互纠缠，即缅甸内战不是由毒品经济利益所触发，但缅甸内战刺激了鸦片种植和催生了畸形的毒品经济，而毒品经济重塑了缅甸联邦政府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等各方利益，从而为缅甸内战解决蒙上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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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媒体事件的中亚、东盟区域对中国地缘关系判别研究

魏中胤, 沈山, 贾广宇, 马跃

2021, 30(4): 732-743.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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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DELT数据，通过构建语气指数、冲突语气均衡度、冲突事件集中度、事件时维记忆性等指标，定量分析2013—2020年中亚、东盟国家在有关中国的事件上的语气态度，辨识异常时段并追踪事件，从媒体事件角度识别和判断区域风险，进而揭示对中国的地缘关系。结论如下：中亚、东盟关于中国事件的语气态度以合作为主，语气指数表现出“尖峰肥尾”和对称性等特征，两区域存在冲突语气频繁波动的相同时段；相较东盟，中亚关于我国的冲突语气更不均衡、冲突事件高集中度时段更短少；以半月为单位，两地冲突事件的前时段会对后时段产生正向影响，以季度为单位，中亚仍为正向影响，而东盟则倾向产生逆向影响；中亚主要风险为公共卫生健康、恐怖袭击和民族宗教问题；东盟主要风险有公共卫生健康、领土主权受侵、境外犯罪、边境风险、空难、项目受阻、恐怖袭击等。研究建议，我国应加强对中亚、东盟的媒体舆论引导的影响力，对待中亚区域风险当以“重视阶段性”的防范方针，采取“积极平复和审慎对待”的策略，优化民族和宗教政策；对待东盟当以“重视长时距”的合作布局，在法律完善、防暴防恐、打击犯罪、提升公民文明行为等方面强化地缘合作，优化地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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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崛起及其对东亚安全秩序的影响

丁思齐, 王学玉

2021, 30(4): 744-756.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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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发展开始进入快车道。武器装备规模的扩大、武器装备性能的提升以及武器装备体系的完善是中国海军崛起的主要表现。中国海军的崛起是需求侧和供给侧合力作用的结果。需求侧指的是应对日益严峻的外部压力、保护海外利益和海上交通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汲取历史教训的需要；供给侧指的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对海洋和海权重视度的提升以及中俄关系的稳定提供了中国发展海军的良好内外部环境，使得中国可以发展出强大海军。中国海军的崛起将会给东亚安全秩序带来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集中在改变东亚地缘结构、冲击美国同盟体系、安全公共物品供给这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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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力量：贸易伙伴文化多样性会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增长吗？

韦永贵

2021, 30(4): 757-768.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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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是国家普遍存在的重要属性，且这一属性有可能会对国家的供需市场产生影响并进一步作用于进出口贸易。采用1998—2017年中国对156个贸易伙伴的货物出口贸易与文化多样性数据，探究贸易伙伴内生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贸易伙伴文化多样性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②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变换关键解释变量、不同时间窗口的分样本检验等方法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基准回归结论依然存在；③在机制检验中发现，贸易伙伴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贸易伙伴政治制度效率的中介作用进行响应，具体而言，贸易伙伴宗教信仰多样性、民族多样性以及语言多样性通过政治制度效率对中国出口贸易发挥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2.14%、11.03%以及19.11%。据此，中国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中要重视文化的力量，加快推进与各国的文明交流互鉴，同时，也要加强贸易双边的制度合作，并强化国际经济合作的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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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城市国际货运班列的线路特征、货物类型及货源组织

穆焱杰, 杨永春

2021, 30(4): 769-780.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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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的开行为内陆地区的商品贸易提供了新的通道选择，而货物的货源是班列运行的基础。基于我国西部中欧班列首发城市开行路线及运输货物的种类信息建立可视化地图及有向网络图，探索班列开行的线路特征、货物类型及货源组织特征。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近年来国际货运班列开通线路快速扩张、运输货物类别更加丰富，且通行班列、运输产品类型与通关口岸的过货能力、境外终点城市间表现出一定的联系性与规律性；传统重工业/资源型产业基地与产业转移、西部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的组织、同境外城市民族文化相似性与贸易互补性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为西部城市国际货运班列的货源组织提供了保障。建议应合理规划班列路线及过境口岸、组织新货源、加大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政策支持等，从而进一步提升西部城市中欧班列的运营发展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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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王淑芳, 闫语欣, 于娜

2021, 30(4): 781-791.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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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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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合作与竞争格局研究

姚峪岩, 张翼飞, 金紫洋, 蒋烨

2021, 30(4): 792-801.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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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贸易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选取UN Comtrade 2005—2017年中国与沿线64国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类环境产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研究环境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状况，分析之前格局，基于现有格局，完善未来布局，进而提高域内绿色贸易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和进出口之间比较不平衡；进口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均衡；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以合作格局为主，竞争格局为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贸易增长从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错位合作，主要进行技术研发合作，重点布局新兴绿色产业；在其他地区开展整体合作，主要进行产业规划转移，分层次、分国家、分时段布局传统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生产网络；加快出台“一带一路”环境产品名录，提高绿色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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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锈带到先进制造业集群：资源型经济转型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赵璐, 吕利娜

2021, 30(4): 802-812.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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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掣肘和关键突破口，同时先进制造业集群已成为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区域根基。本文主要结合德国德累斯顿区域和美国阿克伦城市群从锈带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剖析其资源型经济转型及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的共性路径特征，总结其经验启示。研究发现，区域发展过程是路径创造与演化的过程，德累斯顿区域和阿克伦城市群均持续专注于一到两项界限分明的科技创新建立区域转型发展的磁极，本地蜂鸣与全球网络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是转型发展的主导力量；采用以主体多元化、领域跨界化、结构扁平化、组织开放化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创新组织模式，有效推动形成了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共同体和创新型产业集群；空间组织形态兼顾本区域的地理空间集聚和跨区域的集群间协作；集群组织等网络化协作组织在促进本地技术创新网络、跨区域协同合作网络以及本地-全球互动网络构建和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织网人”作用。建议我国资源型经济区域全面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集群策动战略，专注于一到两项界限分明的科技创新，以本地根植性为聚集核，以培育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为导向，制定区域经济转型与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的完整路径，同时加快建立集群组织、联盟组织等网络化协作组织，通过其“织网人”和“粘合剂”作用推动构建本地技术创新网络和全球协同创新网络，推进区域发展路径的演化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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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0年亚欧大陆中低纬度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侯婉, 侯西勇, 孙敏, 宋百媛

2021, 30(4): 813-825.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1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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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而海岸带则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区域。以三套土地利用/覆盖数据（MCD12Q1、CCI-LC和GlobeLand30）为基础，采用基于一致性分析和模糊集合理论的数据融合方法，获取2000年和2010年亚欧大陆中低纬度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分类信息，进而分析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十年间亚欧大陆中低纬度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方式主要以耕地萎缩和林地扩张为主，其次是湿地扩张，再次是草地和裸地萎缩，最后是灌木地和人造地表扩张；土地利用/覆盖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面积较小，仅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22%，其中分布面积占优势的变化类型为耕地–林地–草地相互转换、灌木地–裸地相互转换、林地转为湿地以及林地转为灌木地等。地形因素、气候分异等自然驱动力深刻影响着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宏观格局，而人口压力增大、经济高速发展、政策的颁布与实施等人文驱动力则是推动十年间亚欧大陆中低纬度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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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15年纽约湾区生态系统服务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响应

曹君, 张正栋, 崔峰艳, 陈宋佳, 杨阳, 匡腾飞, 陈裕婵

2021, 30(4): 826-838.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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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景观格局演变的响应研究已成为地理学、生态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以纽约湾区为研究区，利用1996—2015年土地覆被数据和数字高程数据，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估算法、景观格局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1996—2015年湾区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变规律，定量评估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探讨纽约湾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①纽约湾区景观以林地和建设用地为主，其整体变化幅度较小，20年间湿地面积减少约10.94%，而建设用地增长幅度较高，约25.91%。②纽约湾区1996—2015年间ESV总量呈逐步减少，20年间共减少57.83亿元，2000—2005年间下降幅度较大约1.69%。③湾区ESV空间异质性较强，不同地区ESV增减所对应的土地利用转移各有差异。湾区南部热点区多出现湿地增加，而北部则以水域、草地增加为主。湾区西部冷点区多为湿地转林地的现象，而中部冷点区则以建设用地增加为主。④除建设用地外，湾区其余地类均呈现人为干预越少，景观结合度、聚集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湾区整体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规律。⑤纽约湾区ESV强度与土地利用程度（La）的空间关联性较弱，且湾区生态环境质量逐年下降。研究结果希望对世界级大湾区环境资源利用率的提升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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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博多河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及生态风险评价研究

岳启发, 赵筱青, 李思楠, 谭琨, 普军伟, 王茜

2021, 30(4): 839-850.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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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风险研究有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对外辐射的作用，促进国家间经济流动、贸易畅通，实现共同繁荣。以孟加拉国博多河流域为例，选取1980—2017年期间的5期遥感影像，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建立生态风险模型，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地统计学分析法、重心转移法等方法，研究流域景观格局变化特征以及生态风险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1980—2017年流域内景观类型主要是林地和耕地，且景观格局变化显著，耕地和湿地面积减少，林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增加；（2）1980年以来，流域生态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各类风险转化显著，除低风险区面积减少之外，其余风险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增加，各期流域生态风险重心均位于锡拉杰甘杰县，主要在流域中部沿南北方向发生偏移；（3）流域内各期的生态风险在空间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高”集聚基本稳定，主要分布在博多河及其沿岸；“低-低”集聚变化显著，由博多河下游先向上游及流域西南部变化，后逐渐向流域西部和南部聚拢。研究结果为构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及进行生态风险预警工作等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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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15年非洲人口扩张区域类型划分与区域演变分析

蒋大亮, 任航, 刘柄麟, 蒋生楠, 张振克

2021, 30(4): 851-863.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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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总人口和劳动力等直接指标单独测度，结合出生率、死亡率、少年系数和老年系数等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分析1996—2015年非洲51个国家（地区）人口扩张区的数量变化、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并对比了不同测度指标和方法之间的差异。发现：①总人口扩张区的比重虽高，但扩张程度有所放缓，地域分布整体呈现“南北弱、中部强”的特征，其在东非地区缩减明显；②劳动力扩张区较总人口扩张区扩张程度更为明显，两者在北非和南非部分地区差异较大，其地域分布整体呈现“北退南进”的变化过程；③“劳动力增长率大于总人口增长率”地区比重高于“总人口增长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且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前者以北非地区西北部、西非地区几内亚湾沿岸较为集中，后者主要集中分布在中非、东非与西非部分地区；④基于综合指标结果显示，重度扩张型占有较高的比重，中度扩张型增速较快，轻度扩张型占比呈波动下降；⑤综合指标与单一指标结果有一定的趋同性，但区别也比较明显，综合指标在综合性、前瞻性方面有一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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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SA遥感影像的伊朗城镇空间时空演变分析

卢琛, 陈俊华, 任梦茹

2021, 30(4): 864-872.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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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了解伊朗的发展格局有助于帮助“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地执行和实施。而城市又是一国经济发展的载体，因此，研究伊朗城镇空间的时空变化能够从宏观上了解伊朗，进而为今后两国的合作提供参考依据。此研究基于2000—2015年伊朗影像数据，利用数学统计、核密度、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对伊朗城镇空间演变进行时空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伊朗城市扩张力度逐年增加，经济发展困境并未对城市扩张速度造成较大影响。2）伊朗西部49.35%的国土分布着81.62%的城镇建成区。全国城镇建成区呈现出形似“蟹钳”的集群-不规则轴线型分布，即“一片区、上钳线、中钳线、下钳线”的空间分布格局。3）伊朗城镇空间分布在整体方向即分布重心上向西北方迁移，但具体形态上东北方影响力度更大。4）伊朗城镇空间分布存在区域不均衡性，但是这种不均衡性在时间序列上逐渐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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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一带一路”的世界地理课程思政“金字塔”教学模式

刘承良, 杜德斌, 李源

2021, 30(4): 873-881.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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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随着课程思政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的教学模式在部分教学环节出现了“失效”的现象，亟需一套新的教学模式以适应课程思政改革的要求。世界地理是地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全球百年变局、“一带一路”倡议、课程思政改革等多重背景为世界地理教学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赋予了新的使命。为此，融合多种国内外先进教学模式，构建了服务“一带一路”的世界地理课程思政“金字塔”教学新模式。提出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教学宗旨；奉行教学与科研融合，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理念；以知识、能力和思政的综合达成为教学目标；着力实施理论课程群体化、教学资源多样化、教学内容时代化和教学手段多元化四大建设举措。以期更好地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家国情怀、专业素养”的卓越拔尖人才，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人才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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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地理课程体系设计研究——中外主流教材和课纲比较视角

王丰龙, 刘云刚

2021, 30(4): 882-892.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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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治理问题对政治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发展提出了巨大需求，但是目前国内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和理论体系仍相对滞后，缺乏能够反映近二十年来理论进展和取得广泛共识的政治地理教材或课程体系。为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和比较中西方主流政治地理教材和课程大纲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面向中国当前需求的政治地理课程体系设计。该课程体系以“政治/权力”与“地理/空间”的关系为核心，以尺度为主线，包含学科概览、核心概念、国际尺度的政治地理理论、次国家尺度的政治地理理论和政治地理理论和方法的应用5大方面，纳入了关于学科思想史、方法论等方面的前沿成果和近年兴起的关于政治生态学、跨境移民、绅士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等理论议题，可供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政治地理教材编写和课程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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