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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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链结构分析

王玥, 汪涛

2022, 31(2): 225-235.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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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理信息产业为研究对象，使用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在地理信息产业链的基础上，提出产业创新链结构研究方法。进而，从总体结构角度和特定地域结构角度对创新链发展现状进行量化评估，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创新链结构完整性和领先环节展开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从总体结构看，全球创新链因下游环节创新能力的弱势而呈“倒三角形”结构。从特定地域结构看，大多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链并不完整，存在断环或孤环，除中国外的全球创新链因中游环节的相对弱势而使上下游间存在裂隙，呈上部宽、下部较窄，中部细窄的“沙漏形”结构；②相对而言，中国产业创新链较为完整，中游环节在全球市场中具有显著比较优势，但创新链的产学研合作薄弱，市场化程度低，技术竞争力与美国相比存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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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安全事故成因研究

刘逸, 李源, 纪捷韩

2022, 31(2): 236-248.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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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旅游安全事故成因的分析主要借鉴安全管理学，旅游活动的地理时空特殊性未受到充分重视，已有相关研究偏宏观定量测度，深度案例研究较少。从旅游场地特征、惯常非足迹环境和流动性三个因素入手，对2009—2019年共84起赴泰游客安全事故进行时空场景特征解析，为旅游安全事故防控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补充解释。研究发现：第一，旅游安全事故的类型与危害程度受到目的地客观地理环境特征的高度影响，而并非是单纯的管理问题。泰国夏季多暴雨的气候特征与多山地的地形特征显著影响了涉水旅游活动以及水陆交通活动，导致船艇交通事故、山区车祸与沙滩溺亡事故高发。第二，旅游目的地中存在的惯常非足迹环境场所容易触发安全事故，如：公路、沙滩泳场、酒店、便利店等。由于中泰社会与文化差异较大，惯常非足迹环境容易导致游客产生风险认知偏差，进而提高了行为决策的出错率，从而增加了安全风险。第三，空间流动性越高的场所，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越高，如交通道路和海域航线等地。本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地理环境复杂性对旅游安全管理与主体风险认知偏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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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吴丽君, 朱宇, 颜俊, 柯文前, 林李月

2022, 31(2): 249-258.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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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联合国人口司国际移民存量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199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规模扩大，增速加快，迁移路径更加多样化；（2）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空间分布呈集中性特征，迁移目的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来源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以及亚洲大部分国家；（3）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临近效应、国际地缘政治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4）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明显的社团结构特征，可分为独联体社团、中东欧社团、中东社团、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社团、北非-海湾-南亚-东南亚社团、中国内部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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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地理学区域创新政策研究进展

陈奕嘉, 谭俊涛

2022, 31(2): 259-269.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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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政策对创新驱动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空间中性”的创新政策的反思，欧洲经济地理学提出“基于空间”的区域创新政策，至今已被欧盟委员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组织所采用。本文对这一时期欧洲经济地理学区域创新政策的发展背景、主要任务、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梳理，研究发现：第一，欧洲经济地理学区域创新政策的主流框架有3个，分别是区域创新系统、精明专业化和可持续转型地理理论；第二，3个框架各有侧重，区域创新系统侧重解决系统失灵问题，精明专业化聚焦优先发展领域的选择问题，可持续转型地理理论则强调转型失灵问题；第三，针对上述问题，3个框架均给出“基于空间”的区域创新政策建议，其中，区域创新系统和精明专业化是基于区域资源禀赋差异的视角，可持续转型地理理论则从技术的空间粘性角度出发。最后，提出中国经济地理学未来区域创新政策研究的几个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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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与印度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耿溪谣, 胡洋

2022, 31(2): 270-279.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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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关乎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将提升信息产业竞争力作为关注焦点。中国和印度均高度重视信息产业，但在促进产业发展的策略和模式上截然不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运用附加值贸易数据测算中、印两国信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并从国家产业政策和区位条件的角度比较两国信息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加强“硬件”制造能显著提升中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软件”优先的政策导向并未改善印度信息产业的整体实力，中国优先发展“硬件”并兼顾“软件”的产业政策更有利于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区位条件来看，印度缺乏全面发展“硬件”制造的基础条件，中国则为“硬件”制造和“软件”服务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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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陈鑫鑫, 段博

2022, 31(2): 280-291.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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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数字经济是当前中国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新机遇。在理论诠释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衡量指标，识别了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1）2013—2017年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总体发展呈上升趋势，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但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分布不均衡的空间格局；（2）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市场一体化效应、模块化分工效应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经由集聚经济通过发挥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集聚效应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3）分地区检验发现：受核心城市的虹吸强度差异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呈现出正向、不显著和负向的直接效应。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西部地区则由于较高制度成本阻碍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而表现出正向的间接效应。据此，缩小城乡差距应重视缩小数字鸿沟、促进要素流动和集聚平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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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7年新疆城镇体系网络结构及规模特征探析

王一山, 张飞, 陈瑞, 齐亚霄

2022, 31(2): 292-304.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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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空间网络结构和规模特征两个方面，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中心职能模型、泰尔指数模型等，综合刻画2000—2017年新疆城镇体系区域经济的空间发展规律及变化差异。结果表明：（1）从城市空间网络结构来看，新疆城镇体系城市网络的范围持续扩张，等级分层较为突出，空间上表现为以乌昌石城镇群为核心逐级递减的单核圈层结构。联系网络的密度有所下降，但变化较小，各子城镇群的区域联系有待加强。新疆城镇体系的内部凝聚力远大于外向辐射力，整体上形成资源不断涌向核心区域的现象，正处于发展严重不协调阶段。（2）从城市规模特征来看，新疆城镇体系的区域格局主导方向为“东北-西南”，空间结构长期稳定，核心区域集中在天山中部，总体呈现“一级超强，分散组团”的发展格局，乌昌石城镇群与其他区域差距悬殊且极化现象愈加突出，各子区域间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同时，各地区的差距不断增大，发展也相对割裂，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城镇职能配置不断转移，呈现显著的“虹吸”效应。总体来看，研究区的“中心-外围”特征显著，区域经济格局虽然存在一定弊端，但等级严序的分层结构，次级城镇群间差异较小等特征为优化经济格局框架创造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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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铁站点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带动效应研究——来自DMSP/OLS和NPP/VIIRS卫星灯光数据的证据

俞路, 闫歌

2022, 31(2): 305-316.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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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高铁建设的全面铺开，高铁新城正在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新引擎”。本研究以京沪高铁站点为例，分析沿线高铁站点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带动效应。由于相关社会经济数据的匮乏，文章应用DMSP/OLS和NPP/VIIRS卫星灯光数据结合距离圈层法对京沪高铁站点的经济效应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后，中等规模城市所在的高铁站点周边地区受益最大，其次是大城市高铁站点的周边地区，而居于小城市的高铁站点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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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压力时空耦合过程研究

杨欣雨, 牛方曲

2022, 31(2): 317-328.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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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构建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压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灰色关联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压力的时空耦合过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996—2017年辽宁省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资源环境压力呈下降趋势；两者的耦合作用一直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再向高度协调转变的过程；建成区面积是最典型的城市化限制因素，土地资源占用是最典型的资源环境限制因素。辽宁省14地市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差异较大，沈阳、大连始终居于省内城市化发展前列，而朝阳和铁岭较为落后；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压力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特点，这与城市化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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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渤海滨海湿地演变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相关性研究

张腾, 常军, 马宇, 孙艺璇, 刘长龙

2022, 31(2): 329-33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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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湿地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显著的地区之一，研究以山东渤海滨海地区为对象，针对1990、2000、2010、2019年遥感影像数据，运用人类活动强度模型和皮尔逊相关系数等方法，探究人类活动影响下滨海湿地演变规律，揭示人类活动与土地利用类型的一般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1990—2019年研究区湿地面积总体增加，人工湿地显著增加，自然湿地显著减少，大面积自然湿地向人工湿地转化，其中黄河三角洲是研究区内自然湿地保留最完好的地区；（2）1990—2019年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增加，平均值由1990年的8.48上升至2019年的17.07，增幅为101.30%；在不同人类活动强度区，湿地对其起到的主导作用与强弱程度成反比；（3）研究期内，伴随盐田及建设用地面积的不断增加和自然湿地向其他地类的转化，人类活动中-高强度区湿地面积总量较少但不断增加，低强度区湿地面积不断减少但总量较多；（4）从各城市相关性检验结果来看，不同城市人类活动影响因素与湿地面积的相关性存在一定差异，总体上人类活动影响因素与人工湿地呈显著相关，与自然湿地呈显著负相关或不相关。研究可为山东渤海滨海地区湿地保护及应对人为过度开发湿地的行为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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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划分中多元市场域的界定与实证

岳丽莹, 李山, 李开明, 张颖, 刘杰

2022, 31(2): 338-349.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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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业设施的商圈进行科学识别与划分是分析其商业前景、优化商业空间结构的基础。本研究首先提炼和界定了商圈划分的两种类型、四种市场域方法，分别是基于到访比例的邻近型与份额型市场域、基于出行概率的共享型和首位型市场域，通过比较其优劣发现这四种视角仅能反映商圈的某一特征，无法刻画出商圈空间分布全貌。据此，尝试提出了一种新的复合型市场域模型，并应用手机信令数据，以上海市商业中心为例，对其商圈划分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复合型市场域模型可以综合反映空间距离、客流规模和惠顾概率等要素对商圈的影响，可以弥补单一市场域视角下商圈划分方法的不足。与传统邻近型相比，基于复合市场域模型识别划分的商圈不仅重叠度低，而且其空间分布更加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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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省区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的重心耦合及互动响应研究

郑伯铭, 明庆忠, 刘安乐, 张宣

2022, 31(2): 350-362.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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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旅游业是推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此，文章综合运用非径向超效率DEA模型、综合线性加权法、非参数Kernel核密度估计、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以及VAR模型等方法分析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的重心耦合与互动响应。研究结果表明：（1）西部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前者经历了从“川-黔-渝”三核到“滇-黔”双核的演变，后者则始终以四川为唯一增长极；（2）旅游经济效率核密度曲线形状从相对平稳发展为陡峭，区域经济水平则相对稳定，前者两极化态势更为严峻；（3）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重心迁移距离最大方向分别为“南偏西”和“南偏东”，均呈现“西北-东南”极化格局，极化方向分别以顺时针转动了3.41°和1.41°；（4）空间重叠性数值呈“U”型演化，重心耦合态势先“优化”后“劣化”；（5）脉冲响应多呈平滑型响应，响应多集中在前3~4期，区域经济水平对旅游经济效率的方差贡献度较低，旅游经济效率对区域经济水平的方差贡献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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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丽乡村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吴丹丹, 吴杨, 马仁锋, 余建辉, 冯学钢

2022, 31(2): 363-375.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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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系全国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地方经典模式。基于浙江2016年以来3个批次美丽乡村“示范村”数据，运用洛伦兹曲线、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识别美丽乡村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构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揭示具有强烈资源禀赋约束的各类乡村如何在政策与资本双重驱动下从示范走向全域。结果表明：①美丽乡村示范村空间上整体呈凝聚型分布，已形成“杭嘉湖”和“金衢”两大集聚区，且其时空演化特征稳中有变，后两批较第一批分布范围更广；②美丽乡村具有农业服务型、工业发展型、休闲旅游型、文化传承型和综合治理型等五大类型，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且与已有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关联密切；③区位条件、文化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形是影响示范村区位的重要因素；④美丽乡村建设从局部到全域推进过程遵循优先发展资源禀赋示范村、辐射引领周边村落的路径，并倡导政府引导、资本驱动、“农户+公司”和村民创业并存的多元主体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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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业分类的长江经济带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时空演化

李林娟, 王仲智, 孟浩, 杜康

2022, 31(2): 376-38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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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的2010—2018年土地供应结果数据，运用空间分布重心、区位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法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开展了各工业行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时空演化研究，并探究了不同发展阶段下工业用地供给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行业用地规模均呈波动性下降态势，而工业配套服务业用地却呈上升趋势。（2）长江上游地区各产业的用地规模增长受到了限制。长江中游地区工业化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由土地宽供应保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基础设施的拉投资保增长。长江下游地区的各产业处于转型升级形成新集聚阶段，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生产。（3）研究期间，采掘业、其他工业和原材料加工业用地空间上相对集聚演变，能源供应工业、高新技术工业、工业配套服务业、食品轻纺业和现代制造业用地空间上相对均衡演变。（4）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的区域出让工业用地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平均供地规模和供地行业不同，区域发展阶段越高，对工业用地的需求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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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城镇的产业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孙曼, 宋涛, 计启迪

2022, 31(2): 388-398.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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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地区是我国的安全屏障和对外交流的门户，其产业演化深受地缘政治、国家和区域政策、当地发展条件等多元要素影响，嵌套于多尺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中。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边境地区的产业演化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边境城镇——云南省勐腊县作为案例区域，在进行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利用演化图谱、相关分析等方法，剖析了勐腊县的典型产业演化过程及多尺度要素作用下的产业结构演化机制。研究表明：勐腊县的橡胶、制糖和旅游三大典型产业均经历了萌芽、快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勐腊县作为边境县，产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起步、集聚和整合三个阶段；产业的演化受到了全球化进程、国家间关系、地缘政治博弈、国家开发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多尺度因素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进一步提速，勐腊县获得了边境合作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众多跨境合作发展新动能，迸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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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OI数据的郑州市主城区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张家旗, 刘晏男, 宋斌玢

2022, 31(2): 399-409.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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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生活服务业是服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生活服务业的合理布局可以改善人居生活质量，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以郑州市主城区六类生活服务类兴趣点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叠置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对郑州市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格局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餐饮、住宿、购物、医疗、教育培训、运动健身等六类生活服务业的布局在主城区中心五区交界处都出现了连片但不连续的峰值，呈“中心混合集中，边缘分类扩散”的布局模式，且各服务业分布密度较高的地域在空间上有明显的重合性；（2）各类生活服务业之间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强相关性，其中餐饮业与其他各类服务业相关性相对较高，而住宿业与其他服务业之间的相关性相对较低；（3）各类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中心位置十分接近，均位于二七区与金水区交界处的中心点附近，且各类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的方向基本一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医疗和教育培训行业的分布范围较为集中，餐饮业和购物行业的分布和服务范围最广；（4）郑州市主城区人口密度分布与生活服务业分布存在不匹配现象，而经济密度高的区域范围与各类生活服务业设施高密度区域基本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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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洲猪瘟疫情时空变化及其传播风险

刘海, 安泽禹, 黄跃飞, 贾鹏, 朱运海

2022, 31(2): 410-41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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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一种不感染人的针对猪的强传染病，对养猪业有着致命打击，研究ASF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传播风险分析，便于ASF的预防和控制。从地理学的视角，在对我国ASF疫情时空变化及传播方向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最大熵模型对ASF疫情传播风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ASF疫情呈现先增长后快速减少并趋于平稳的趋势，暴发疫情最多的是西南、东北地区，最为集聚的区域为东北地区，传播方向呈现东北方向向东部、南部方向，西南方向向西北方向传播的特征；影响ASF发病的主要因素有公路、河流、人口、养殖密度和第一产业GDP，据此构建ASF疫情风险传播模型，预测出高风险区主要聚集在东北、西南和东南地区。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ASF疫情防控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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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科技创新的时空结构、重心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周成, 冯学钢, 张旭红

2022, 31(2): 418-42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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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是充满众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社会经济部门。以我国旅游产业相关发明专利、旅游收入、风景名胜区、高校学生数等为分析依据，基于地理集中指数、动态变动指数、空间重心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对各省区2006—2017年旅游科技创新的时空结构、重心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时间上，我国旅游科技创新整体上呈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2013年后地理集中度指数开始持续下降；空间上，旅游科技创新在我国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此外，旅游科技创新的空间重心位于我国华东地区，并呈先由北向南、再由东向西的移动轨迹。最后，科技创新产出、旅游经济水平、科技经费投入、经济宏观环境、科技创新服务、旅游资源禀赋等要素指标均对我国旅游科技创新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具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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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游服务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陈东军, 杨定, 谢红彬

2022, 31(2): 428-439.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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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游是进行体验式教育和研究性学习的教育旅游活动，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下蓬勃发展。本研究根据《研学旅行服务规范》构建了包括讲解及教育、交通、食宿、医疗及救助等服务要素的研学旅游服务能力综合评价体系，采用云模型评价方法对黄山、绍兴、安阳、绵阳和桂林五个首批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城市进行实证对比与分析。结果表明：（1）讲解及教育是影响研学旅游服务能力最为关键的服务要素；（2）五地研学旅游服务能力评价结果为：黄山市和安阳市为高，绍兴市和桂林市为中，绵阳市为低，各地需根据各自发展现状及特点改善各项服务以综合提升研学旅游服务能力；（3）初步构建的评价体系可结合云模型方法对地方研学旅游服务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本研究为研学旅游的服务能力评价及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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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死亡率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应奎, 李旭东

2022, 31(2): 440-452.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2.02.202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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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死亡率是人口转型关键因素之一，而人口转型又关系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质量。以2000—2015年粗死亡率数据为基础，通过变异系数、趋势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中国人口死亡率空间格局差异及演变态势，并结合偏最小二乘回归定量分析人口死亡率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中国人口死亡率大致呈西北、东北和东南低，中部及西南高态势，且各时段人口死亡率降低省份高于增长省份；（2）中国各省死亡率变异系数差异悬殊，且在空间趋势中东西方向呈现两端低中间高、南北方向由两端低中间高向北低南高转变；（3）人口死亡率全局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减弱，区域差异缩小，且局部空间上以高-高和低-低聚集为主；（4）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死亡率提升的主要推动因子，其次分别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突发环境事件次数和气候条件等。人均生产总值对人口死亡率起主要抑制作用，其次分别为每千人口床位数、每十万人口大学平均在校生数、人均用水量和空气质量。农作物受灾面积合计对人口死亡率在不同年份作用力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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